中资银行基因之变

　　随着几大国有银行上市步伐加速，越来越多有关外资银行入股中国四大行的消息开始曝光：苏格兰皇家银行将出资总计31亿美元，购入中国银行10%的股权，无论从资金数量还是入股比例，均创下纪录，突破先前美洲银行30亿美元入股建行9%股份的纪录，成为迄今为止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最大一笔交易。

　　不经意间，一向被视为高度垄断的中国金融业，进入了外资入股时代。

　　外资瞄上中资银行

　　2005年8月，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控股宣布，拟出资约30亿美元，买入中国银行最高10%的股份，而且打算斥资14亿美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股权。

　　据悉，淡马锡同意在建行上市前持有该行5.1%的股权，并计划在该行上市时的

股票认购中，再花10亿美元购买其股票。

　　有分析师认为，国有银行的股份现在还不是由市场定价，这些外资入股中资银行所花代价太大，所付价格远超过现有持股的价值。诚若如此，那么外资入股图的又是什么？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倾向于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会计问题”。他认为，外资入股价格与其所持股份的实际价值确有差异，但对外资显然还是有投资诱因。谢国忠说：“假设外资入股中国的银行时，它们适用的是1.3倍的 PE(市盈率)，这种出价也许现在看，高过这些股份的价值，但是可能银行在IPO之后，能达到1.5倍的 PE，届时外国股东还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汇丰入股交行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财富效应”。一年前，前者以每股1.86 元人民币战略持有交行19.9%股份，后又斥资20亿港元以每股1.9港元招股价购入交行股份。如今，交通银行的股价高达3.3港元左右，逾70%的二级市场溢价足以让其他外资银行馋红了眼。

　　此外，收购国有银行股份也可为外资金融巨头提供一次免费的品牌营销。几个月前，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控股的名字在中国还相当陌生，在收购建行和中行之后则不断占据媒体头条的位置。

　　投资定位不同

　　业内人士认为，从行业角度来看，目前银行业是最容易受到外资青睐的行业之一。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在具体行业选择上，首先会考虑到市场容量大、发展前景看好的行业，像汽车制造业、金融行业；同时会选择中国国内具有十分明显竞争优势的领域，如港口、银行、通信、商业等。而金融行业是垄断经营行业，中国经济最近几年来保持 8% 左右的连续增长，金融行业将因此而受益，外资进入后能得到垄断和超额利润。

　　同时，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金融机构急于扩大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但受国内金融政策、制度、世贸组织条款等方面的制约，又不可能一下大举进入国内市场，因此，合资、参股就成了外资银行现阶段进入中国市场的首选方式。

　　外资银行在中国收购银行股权的定位分两种：战略投资或者财务投资。或者说，在收购大银行还是小银行的问题上，外资银行要考虑它自身的战略定位和现有资源，是否打算自己建设渠道网络以及推出自己品牌的产品。

　　如果外资银行计划在中国大规模铺设网点，以自己的品牌推广业务，就会将自己定位为战略投资者，对收购中小银行比较感兴趣。如此，外资银行可能会持有较多的股份，相应的话语权也比较大，便于和中方在深层次上进行业务合作，甚至把中方的网点变成自己的分销渠道。

　　而且，选择入股内地中小银行，有利于实现其通过与内地中小银行共享客户资源，最终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展开竞争的战略意图。从现实来看，选择参股国内中小股份制银行，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一种优选策略。

　　比如渣打银行对渤海银行19.9% 的投资即是希望开拓以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域，荷兰国际集团参股北京银行19.9%看重的是北京的零售银行业务。韩国的韩亚银行则收购了青岛国际银行50%股权，并通过增资，使其持有青岛国际银行股份比例达到72%，其目标市场即是在青岛投资的韩国企业。

　　相比之下，那些不打算在中国铺开网络的外资银行则可能会以财务投资者的身份收购国有大银行的股权，分享中国整个银行业成长的利润。同时，这些外资银行可能会在业务运营和风险管理等银行基础设施的层面上与被收购方进行合作，在实质上扩张自己的业务。

　　这可称为财务投资。如与苏格兰皇家银行一起收购中国银行的李嘉诚基金和美林证券就采取了单纯的“财务投资”策略。长江实业副主席李泽钜表示，由于在三年内不得出售中国银行股份，因此该项投资属于较长线而有稳定收入的投资。或许在他们眼里，投资中国银行就像投资中石油这种垄断企业，持有股权以分享中国广阔市场和增长速度所带来的利润。

　　另据消息人士透露，德意志银行牵头入股中国华夏银行(600015)事宜接近完成，收购案价值2.2亿美元，该交易最快会在9月内完成。

　　回避与担保

　　在研究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中国银监会提出的建议中有一条“竞争回避”原则，要求“战略投资者须在相关领域与银行不存在直接竞争”。

　　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力图通过收购中资银行扩展内地业务的外资银行来说，“竞争回避”是一条令之异常尴尬的合作条件。

　　或许这一要求注定了花旗、汇丰这一类的“金融超霸“们无缘四大国有银行的股东地位。对于他们来说，尽快在中国推广包括信用卡和

住房贷款在内的全面业务正是抢占市场先机的当务之急，而回避与四大国有银行的竞争则几乎限制了他们的所有业务，无异于自废武功。

　　这就不难理解，先行进入中国的汇丰、花旗、渣打等各大外资银行均在收购四大国有银行时缺席。尤其是在收购建行的最后关头，花旗突然犹豫，将机会让给了美国银行，同时失去了几近收获的建行IPO承销项目。

　　按照现行规定，单一境外投资者持有中资银行股份上限为20%，而外资合计持股不能超过该银行股份的25%。也就是说，外资银行难以有效控制中资银行，所以，对风险的疑虑仍然是外资银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而在中国，银行规模与风险是成正比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历史坏账是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冲销的，这种人为地卸下历史包袱并不意味着它的风险管理水平有多大程度上的提高，也不能确信今后就不会发生类似的坏账。

　　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在历史上存在着难以解脱的天然联系，他们的主要贷款客户仍然是国有企业，发生坏账的风险始终没有减少。在另一方面，如果四大国有银行转而开拓民营企业的市场，又将面临股份制银行的激烈竞争。

　　此间，外资之所以敢高价入股，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是，这些外资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政府担保的要求。淡马锡控股买入中国银行股份时就要求获得风险担保，以免受这家国有银行财务状况突然恶化的影响。苏格兰皇家银行也获得了类似担保。

　　而外资要求被持股方的政府进行担保，在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例如，美国新桥投资在1998年买入韩国第一银行时，也要求韩国政府进行担保，即如果韩国第一银行发生坏账，新桥可以按面值把这些坏账转卖给政府。

　　或许可以这么理解，在收购中国国有银行的这场颇为复杂的过程中，外资付出较高的溢价，但是获得了政府担保以及更巨额的潜在商业利益；而对中国政府而言，获得可观收益的同时，又成功地借助外资把国有银行推进国际市场，并借助外资的力量对国有银行实施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