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近日，保监会相关人士表示，截至6月底已有九家保险公司在21个省开展大病医保，覆盖人数已超2亿。但在近两个月开展招标的浙江湖州、贵州毕节等地，由于商业保险公司放弃项目中标资格、实质响应的投标人数不足，不得不启动二次招标，而流标的原因据说是政府和险企在价格上谈不拢。

　　所谓大病医保是指在基本医疗保险之外，投保人再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但保费需通过政府招标选定的准公共医保体系。从大病医保的设计上看，它可覆盖基本医疗保险目录不包括的严重疾病和特殊药品，但在已开展大病医保的地区，多数险企的保障范围仅限于基本医保目录内的病种和费用，让该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

　　为何部分险企对承办大病医保态度谨慎？大病医保对险企资质要求高也许是原因之一，但更大可能是险企在保费设定方面或许遇到尴尬。大病保险有公共福利保障性质，曾被险企视为利好消息，因为广大城乡居民的参保可带来高额保费，但根据政府规划，险企的盈利率受到控制，即遵循收支平衡、保本微利为原则。同时，大病医保又不允许险企进行风险筛选，不管过去有无既往病史都要纳入保障范围。商业保险机构要遵守微利规定又要保证不亏损，平衡很难把握；而且大病医保面临格雷欣效应，即青壮年认为自身患病率低而不愿入保，而身体健康程度差的则倾向于入保，进而使保险公司难以有效发挥大数原则。

　　在这一点上，已实施七年的交强险就是一个前车之鉴，交强险要求保险公司做到“不盈不亏”，但保险公司在实践中做不到，反而遭受了巨额亏损。问题的症结就是“前端政府定价，后端企业经营”，政企职能错位。

　　大病医保的本意是要发挥商业保险的专业性和效率优势，但政府如果赋予其过多公共服务色彩，就会影响这些优势的发挥，让商业保险机构或者选择逃避，或者不能保证保险力度，例如不为目录之外的大病承保，或者是以后患者在报销时会遇到拖延或其他麻烦。

　　除价格外，险企的另一个重大考虑也许是道德风险，即医院为获利而进行不必要的治疗，增加医疗费用。而在公立医院掌握垄断优势的情况下，险企与医院的地位极不平衡，难以对其监督，更无法遏制医院乱开药、乱检查等现象。

　　简单地要求险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既行不通也不公平，政府应负起更大责任，给予险企保费设定灵活性，同时要加快医疗市场化改革，结束垄断和审批、监管导致的看病贵、药价虚高，这样既能减轻老百姓的压力，也能降低险企在承办大病医保时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