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萍 北京报道

　　王宪章，一个几乎经历了中国保险业起步、暂停、恢复到飞速发展各个阶段的“老保险人”，而他的经历也成为中国保险业近40年来兴衰沉浮的缩影。

　　1965年，大学毕业的王宪章留校任教四年后，1969年开始从事保险业，先后担任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大连分公司副经理、辽宁省分公司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人民保险(集团)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中国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香港中国保险(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0年，已经在保险业摸爬滚打31年的王宪章出任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总经理，而他把中国人寿的股份制改造并成功实现海外上市看成是一生中最富挑战性的工作。

　　2003年美国当地时间12月17日上午9点半，王宪章为纽约证交所鸣响了开盘钟。中国人寿于17日、18日分别在纽约和香港两地挂牌上市，以融资35亿美元成为2003年全球最大IPO。

　　是时，中国人寿已经是国内最大的寿险公司，年保费收入超过1000亿元。

　　恢复保险业务

　　《21世纪》：最初投身保险业时，你眼中的中国保险业是个什么样子？

　　王宪章：我在大学读书时，老师讲到在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构成中有个CIF价格，即C是cost(成本)，I是insurance premium(保险费)，F是freight(运费)。在四年的大学学习过程中，关于“保险”只有这一个小时的课程，确定了我的终身职业。

　　1969年，我到了中国银行大连分行的保险科，分行才是一个半处级单位，所以我们那个科就相当于“股”。当时的中国银行以口岸银行为主，俗称“广大上青天”，即广东、大连、上海、青岛、天津，负责处理进出口结汇业务。

　　当时国内保险业务已经停办很多年，这是体制决定的，因为当时基本上都是国营企业，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调剂方式对各种灾害损失进行补偿，因此有人认为开办商业保险的必要性不大，“一大二公”是最大的保险。

　　《21世纪》：国内停办了20多年的保险业务又是怎么恢复的呢？

　　王宪章：这个问题首先涉及保险的作用，这里有个故事。那时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万吨巨轮“跃进号”首航即触礁沉没，由于进行了保险，且大部分分到了国际再保险市场，结果再保险赔款比再从国外买一艘轮船还要多(因为当时我国自行制造的万吨巨轮所花费的成本比进口一艘轮船更贵)，之后还有一艘轮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两轮”事件将保险的重要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最终恢复国内保险业务奠定了基础。之后决策层做出表态——为了企业经营可以科学的核算成本，保险费应当是必要的支出，应该允许国内保险发展，体现保险职能，通过保险的渠道搜集大量损失记录，提供防灾防损措施，减少灾害事故的发生和整个社会财富的流失。于是，1979年，我国正式恢复国内保险业务。那一年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始之年。

　　《21世纪》：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第一次会议你就参加了，刚开始时业务好做吗？

　　王宪章：刚恢复国内业务时，虽然国内已经有了保险需求，但需求并不迫切，毕竟大部分企业还是国有的，即便发生损失，核销的还是可以申请财政拨款的，但这样的做法从核算体系上讲是不科学的，并不能真实的反映企业的盈亏情况。所以刚开始时，保险的发展非常艰难，几乎是依靠“红头文件”即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积极参加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保险”来发展的，保费收入也很少，只有4.6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