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保寿险称没人比凯雷出价更高 价格略高于价值

　　他认为，“第一，最后确定的价格没有背离价值，我可以严肃地说，价格略高于价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要加钱的。整体来说，价格是符合价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尽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够更有利我们，但是商业谈判中无法贯彻某一方100%的意志。”

　　□本报记者 马斌

　　多事之秋。

　　董事长更迭和“凯雷门”双重旋涡，将太保推到了最前台。

　　沉寂了近一周后，太保寿险董事长、总经理金文洪终于接受上海

　　驳斥神秘报告

　　“我对今天所说的事实和数据负全部法律责任。”金文洪说。

　　一个月前，金文洪被正式任命为太保寿险的董事长，取代原先兼任寿险董事长的太平洋保险集团前董事长王国良。而在太保寿险六年增资扩股、吸引外资入股的事件中，金文洪不仅是重要当事人全程参与了整个过程，更是中方谈判小组的负责人。

　　对于“凯雷门”事件，金文洪指出，既然出于著名投行之手，其专业性理应毋容置疑。“我没有看过，也很想看这份报告。”

　　记者了解到，所谓著名投行的报告其撰写日期大约在2005年8月20日左右，恰是太保凯雷交易悬而未决之时，“既然是一家著名的投行，评估方法应该不会错。”

　　但是，金文洪旋即指出，有关寿险公司的估值至少有三种方法：市净率、市盈率和内涵价值。而要完成全部评估过程，至少需要具备以下要件：对所有的真实经营情况、数据全面掌握要有充分的依据；经过审慎性调查；要采用科学的参数。

　　“比如市净率和市盈率的水平，必需是要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而不是一厢情愿的。”金文洪说。

　　而在测算寿险公司的内涵价值时，投资回报率、贴现率以及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期，都是影响估算结果至关重要的因素。

　　“如果对公司数据掌握的不全面，或者未对公司作审慎性调查，参数不一样，会导致很大差异。”金文洪指出，更重要的是，“这家投行可能根本未对太保寿险公司进行过审慎性调查。”

　　金文洪称，自己先后看过9份投行所作的有关太保寿险的价值评估报告，但是报告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些报告差异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些投行，它的目的不一样，差异会更大。有些投行想到我们公司做生意，就先把公司报告得很好，可以提供10期的报告，也可以提供20期的报告，说你请我来给你当顾问。”

　　“我们见过这样的投行，但是到最后它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个有意向的合作人，没有一个合作人可以接受这样的评估。”金文洪称。导致估值结果差异的原因不仅仅在于数据的掌握、参数的设置以及了解情况的多少，更重要的还有“目的的差异”。

　　利差损之患

　　不过，仅仅这样的解释，意味着太保寿险是否被低估仍旧是一桩悬案。

　　对此，金文洪称，寿险公司的价值评估不管用什么方法，都需要考虑净资产、每张保单的现有业务价值，以及未来业务价值。此外，还需要考虑寿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和现金流情况。

　　“寿险是长期业务，与短期业务有很大差异，业务价值需要在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由于对寿险经营规律不了解，五年前种下的可能不是苹果，而是一个越来越大的毒瘤。”对于发生于高利率时期的利差损问题，金文洪这样比喻。

　　他透露，出于利差损的考虑，当时在评估太保寿险的时候，将业务以1999年6月为界，分成两块：1999年前的老业务，也就高利率时期的保单，“很多产品根本没有经过精算、没有经过批准就上市了，有的业务的责任期长达20年、30年甚至是50年。”

　　这样的业务在当时高利率的环境下尚且可以寻找到短期的匹配资产，但是未来巨大的收益率缺口至今无法覆盖。

　　对于当时高利率保单给寿险公司带来的后患，他举例称，当时某寿险公司有一个产品，按不同年龄其回报率不同在16%-18%之间，销售了100万元，由于最长的责任期可能长达80年，最后兑付的责任额达到16亿人民币！

　　“这100万的业务，在2005年底需要提取的准备金是2.5亿元，”他说，“往后几年需要提取的可能更高！”

　　对于太保寿险的利差损情况，金文洪没有直接透露，却引用了中国人寿公开发行上市时公告的数据。

　　“在未剥离1999年以前的老保单时，中国人寿整体的净资产是-1700亿元，而在剥离后，中国人寿净资产是300亿元。”金文洪指出，“换言之，剥离掉的损失有接近2100亿元！”

　　他透露，太保当时的老业务量大约是中国人寿的9%-10%，“按比例折算，意味着太保寿险的利差损是多少？”

　　“不考虑老业务造成的利差损，单纯考虑新业务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家投资银行的估值是有问题的！”

　　揭密入股及价格产生过程：没有人比凯雷出价更高

　　“不了解长期寿险经营的经验，这样做下去肯定完蛋。”金文洪说，在尝到利差损的苦果后，就想到一定要找一家有技术、有经验的国际保险公司合作。

　　他表示，引资所想要解决的有两大问题，一是财务，一是技术。而增资扩股、吸引外资的工作就是从1999年开始起步的。

　　“当我们财务遇到困难，偿还能力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一家公司愿意帮我们承担，因为我们是一家账面上到2005年亏损的公司，中国企业的经验是它没有办法判断是对寿险公司(能否)追加投资。”金文洪称，即使是太保集团，在完成私募后也不敢投太保寿险一分钱。

　　由于偿付能力严重不足，2004年-2005年间保监会两次给太保寿险下发预警通知，“限制机构、限制业务，造成大规模业务的萎缩，如果萎缩到最后，就是现金流断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偿付能力危机逼近，引资显然更加迫切。

　　金文洪透露，在引资的6年中，太保寿险先后同18家机构进行过引进外资商谈，并同美国安泰、澳大利亚AMP、荷兰ING、美国花旗、美国保德信、美国凯雷、国泰人寿、美国AIG等8家进入了深入的合作洽谈，“签订了保密协议、提出合作的初步意向，双方递交公司经营情况报告。”金文洪说，“我们把精算报告、财务报告，都给他们了。”

　　“深入谈下来，大概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以花旗为代表的，要太保寿险把老业务全部拿掉，剩下的什么价钱都可以；第二种，就是ING，要求分期付款，10年每年支付4000万到5000万美金，并且中途随时可以中止合作；第三种就是AMP和凯雷。”

　　他透露，AMP是在2001年谈的，当时的评估价值是4亿美金。5年以后，凯雷入股时候的估值还是4亿美元。

　　对于所谓“消失的五年”，他解释称，太保寿险同AMP洽谈时，设定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为6%~6.5%，而在凯雷入股的时候，则参照平安和中国人寿上市时的假设，设定为4.4%-4.5%，“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他表示，AMP入股之所以没有成功，根本原因就是对方并不接受4亿美元的估值，“(这样的估值)作为参考是可以的，但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定价。”

　　他透露，对于凯雷的入股，98%的集团股东同意、寿险公司股东100%同意，最后成交价是每股6.6元。

　　他认为，这样的结果说明，“第一，最后确定的价格没有背离价值，我可以严肃地说，价格略高于价值，但是有些附加的条件，这些条件是要加钱的。整体来说，价格是符合价值的。第二，有些地方，我也不尽完全同意，有些地方希望能够更有利我们，但是商业谈判中无法贯彻某一方100%的意志。”

　　他透露，2006年上半年，太保寿险已经实现7.35亿元账面利润。

　　“入股太保，凯雷肯定会赚很多钱，但是太保更赚钱。”金文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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