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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 恳
上海报道
保监会两度示警
8月12日，上海交银金融大厦五楼，注册资本2亿元的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掀开了红盖头。
台上，联姻方之一的施罗德集团的董事会主席Michael Miles特别从伦敦赶来，喜气洋洋。施罗德集团持有基金公司30%的股份。
台下，太平洋保险集团总经理霍联宏也到场祝贺。
此时此刻，恐怕很少有人记起，交银基金筹备之初，选择的联姻伙伴一度是只有一墙之隔、和交行渊源颇深的太平洋保险集团。果如其然，12日庆典的台上台下角色无疑将是另外一番景象。
然而，太保最终和交银基金擦肩而过。
接近这一事件全过程的人士称，尽管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太保寿险的偿付能力不足不能不说是“落选”原因之一。因为保险公司参与设立基金公司，首先要过监管部门这一关，获得相关豁免。而来自保监会的最新数据称，太保寿险的法定最低偿付能力额度为43.46亿元，实际偿付能力额度则为负46.70亿元。
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太保寿险就开始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并且2001年至2004年，偿付能力缺口逐年递增，大致的数量为4.9亿元、72.4亿元、80.15亿元和88亿元左右。2004年年中，太保已经被保监会点过一次名。
表面而言，偿付能力不足是因为业务快速增长，超过保险公司资本的承载能力。太保寿险的注册资本仅为10亿元，甚至低于太平人寿、生命人寿等第二集团的寿险公司。而业务规模则不然，根据保监会的统计，今年1-6月保费为209亿元。2004年，太保寿险保费收入达到345亿元。
耐人寻味的是，对比2003年，2004年的保费收入不但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减少。根据2004年《中国保险年鉴》的数据，2003年，太保寿险实现保费收入376.74亿元，比上年增长51.29%。2004年减少31亿元，负增长8%。这一数据还没有扣除当年的退保，否则情况可能更不容乐观。
与此同时，偿付能力缺口仍然继续扩大。2004年的偿付能力缺口比2003年增加7.85亿元。
熟悉太保经营数据的人士认为，业务没有增长，偿付能力缺口扩大，主要是利差损之过。因为形成利差损的高利率保单已经逐步开始步入支付的高峰期。
一份太保的内部文件估计，截至2004年底，“寿险历史上留下的30多亿的利差损，到现在还没有全部解决”。
王国良的三个对策
对于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太保高层有着清楚的认识。
在2004年寿险公司分公司总经理会议上，太保董事长王国良把“在偿付能力问题上面临着很大压力”作为寿险公司面临的两大经营困难之一。另外一个困难是，“跟产险公司相比，寿险业务规模大但效益没有目前的太平洋产险好”。
王国良说：“因为业务发展快，集团公司对寿险公司资本金的补充目前还没有到位。”但是王认为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太保集团的设想是，集团公司给寿险公司补充40亿元资本金，同时外资参股4亿美元，同步投入。
太保内部的权威人士称，集团其实原来并没有多少钱，但是2002年底，太保集团完成增资扩股，总股本由20.0639亿股扩大为43亿股，募集资金57.34亿元。此后，太保集团曾向太保财险投入18亿元左右的资本金，余下近40亿元。
不过，这40亿元去年也横生波折。这源于太保集团的一项教育投资。
去年10月，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正式开学。学校预计总投资近20亿元，其中太保集团投资接近10亿元，持股41.25%。但是，因为《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不得投资于实业。因此，太保的做法受到了监管部门的批评。
不仅如此，太保学院甚至影响了太保集团整体上市的策略。“有一个障碍是，复旦大学太平洋金融学院有关联交易，监管机构认为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隐藏麻烦，金融学院可能吃太保集团这个上市公司老股东的权益。”知情人士称。
不过，太保已经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具体的做法是，由太保的股东企业、实德集团旗下北京实德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太保集团在太保学院的股份。
至此，因为太保学院引发的风波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外资凯雷参股的钱却依然迟迟不来。此前，业内一直流传凯雷将投资4亿美元，购买太保寿险近25%的股权。
知情人士称，去年年底左右，太保和凯雷基本已经达成参股协议，但是最终没有落笔签字，除了外资担心集团上市后会稀释其股权，进而影响自身权益外，入股价格上也有较大分歧。
其中的原因是凯雷对太保寿险的资产质量有不同的评价。该人士称，凯雷曾经多次对太保寿险进行尽职调查，每次调查之后，对于资产质量的结论都不完全一致。最终使得凯雷在价格方面和太保产生分歧。不过，目前两家并没有最终分手，仍处于停停谈谈的状态。
另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是，凯雷参股太保寿险仅是表象，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凯雷联合保德信参股太保。保德信是美国最强大的金融集团之一，拥有全美第二大人寿保险业务(根据A.M. Best评级，截至2002年底，以保费净值计算)。
前述人士称，凯雷把自己和保德信捆绑在一起，有深层次的考虑。凯雷在台前，保德信在幕后。一方出钱，一方出技术。而太保本身也极为看重保德信的保险经营经验。
由于外资参股迟迟不能定夺，王国良认为，这“干扰了”太保的工作。例如，2004年年初计划的保费是450亿元，但是由于对形势判断有问题，最终只下达375亿元，王认为“这是个重大的经营失误”，外方“在谈判的条款里边，对我们有很苛刻的要求；本应该是根本不要按照这些要求来做，因为与他谈判成功与否还不知道，但是我们考虑后，业务增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接近太保高层的人士称，其中主要的要求是关于业务结构和期限的规定，例如控制趸缴保费等。迟迟未定的外资参股事件，使得太保丧失做大规模的有利时机，因为随着中国人寿和平安保险的上市，两家公司先后开始大规模调整业务结构。
8月5日，太保总经理办公会议上，太保集团总经理霍联宏要求太保寿险“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紧迫感和危机感”，“保持业务的平稳较快发展，努力实现董事会确定的年度主要经营目标”。
除了引资、上市外，太保还希望借助第三道路改善偿付能力。这便是给AIG(美国国际集团)带来无穷麻烦的“财务再保险”。
王国良认为，“(寿险)业务发展越快，提转差越大，当年的财政压力越大。当前是寿险发展的初级阶段，经营成本、管理成本高，我们要用分保的手段提前实现部分利润，减轻当前的压力”；同时“可以腾出财力支持近阶段的发展”；还“可以通过再保险手段，减轻偿付能力缺口的压力”。
市场人士认为，实质上，财务再保险就是提前实现保险公司的未来盈利，改善保险公司当期的财务报表。但是，财务再保险是一把双刃剑，AIG遭遇的问题便是教训之一。而目前国内，这仍然是监管的空白点之一。王国良也坦言，“这个技术极其重要，我们刚刚开始研究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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