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阚治东：金融期货宜疏不宜堵
“327事件”，中国金融期货之殇
本报记者 钟文倩 上海报道
股指期货推出前夜，重温“327国债期货事件”，绝非仅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1995年5月18日，一纸《关于暂停国债期货交易试点的紧急通知》，将金融期货在中国的继续试点之门紧紧关上，而这距离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出这一期货交易品种仅仅过去了不到两年半时间。
“坦白地说，当时全国上下对于国债期货的交易确实一知半解，所以才导致了恶性事件的爆发，后果就是交易被暂停，而这一停就是十多年。”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阚治东坦言。
阚治东，申银万国证券前身——申银证券——总经理，“327国债期货事件”的亲历者，对于已经过去13年的那场曾经震惊中外资本市场的“金融地震”，仍然无法平静。
或许，在先后体会了躁动、疯狂、恐慌，以及幸运之后，目前在阚治东心里，一直残留、并在不断滋生蔓延的更多的就是遗憾，遗憾彼时监管层的监管方式，遗憾金融期货在中国的多桀命运。
初衷：推动国债发行
《21世纪》：我们知道国债期货在中国正式上市是在1992年，那么为什么当时管理层会首先选择这一交易品种？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怎么样的？
阚治东：现在很多人都知道“327国债期货事件”，而不知道早期国债发行的情况。
实际上，在我看来，当年高层选择国债期货成为第一个金融期货试点品种，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促进国债的发行，而不是因为当时投资品种太少，不是为了便利投资者投资。
要知道早年的国债是发行不出去的，国债都是要当政治任务来摊派的，国家每次也要成立国债推销办公室。每个干部按照行政级别，每个月均要求拿出工资的一定比例来购买国债，各省市概莫能外。而每年国债的发行量也从区区几十亿到一百多亿不等。
国债期货开出来之后，由于投资者能把预期的收益都能提前收回，比如国债本来是3年期的，但是由于通过国债期货交易“变不能流通为能流通”，随时能收回预期收益，所以大家都愿意(参与)，这就改变了国债发行不力的尴尬局面。
因此，我认为，从1988年开展国债买卖，到1994年开展国债期货交易，都是很积极的事情，而且是非常不错的。
《21世纪》：当年，“327国债期货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阚治东：“327”是国债期货合约的代号，所对应的现货券是由财政部于1992年发行，总量240亿元人民币，于1995年6月30日到期交割的3年期国债。
在当时，国债期货交易的焦点问题就是，由于通货膨胀率比较高，政府对国债有一个保值贴补率，所以当年做国债期货的人，每天都在研究这个保值贴补率。可以明确的是，贴补率是此(1994年10月)后发行的国债基准价格，但此贴补率对此前发行的国债到底是否有影响，始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市场分歧就此产生。
当时以管金生掌管的万国证券为首的市场派认为，国际上没有在国债利率确定之后，再行调整之先例，因此财政部对早期没有承诺保值贴补率的国债是不可能给与贴补的。
而以有着政府背景的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通胀短期内无法遏制，保值补贴率上升已成定局，而“327”国债的兑付价格肯定也会水涨船高。
最后，财政部证实了对“327”国债进行保值补贴的传言，因此，一直在期货上做空的万国证券在突破了保证金比例的情况下，于1995年2月23日继续大肆做空，并最终大幅超过了券商50万口的建仓限制，结果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该交易日最后8分钟的做空交易无效，所以万国证券在亏损100多亿的情况下，被迫与申银证券合并，而且牵连很广。
现在可能对100多亿的数字已经不太敏感，但在1995年，这一数字相当于当年上海向中央包干的105亿，也就是说，万国证券实际上已经把上海当年一年的财政收入全部输进去了。
但如若最后8分钟的交易有效，那么以当时收盘时的价格计算，此日其他做多的机构均将血本无归，而万国证券不仅能够全身而退，并且还可扭亏为盈，净赚42亿元。
相关报道：
网友评论 更多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