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雪压枝坠花细 焦尘涓膑扰安邑

　　——被西方金融及政客破坏后突围或自赎之2015 年

　　一、经济

　　2014 年基本上宣告西方自金融危机后的宏观对策的失败，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未来如何突破囚徒困境，尚未可知。曾经被吹上天的货币极端宽松，实际效果已经摆明，通过夸大经济压力来唆使更多的货币依赖游戏循环，本身就已经是最好的实证否定。政客在此环境下乐于在货币上睡大觉并沾沾自喜，2014 年已经实证了他们自以为是数年“货币等于宏观经济”的虚幻自欺。即便是功能有限的各西方央行[微博]，对于“刺激生产就等于真实可持续的宏观经济增长”的认知尚未睡醒，而金融市场基本成为盗墓者，不是不明白这种错误游戏的最终代价是毁灭，但是假装糊涂地不停野猪恫吓，以此浑水渔利。可以断言，西方经济的死胡同如果再不转向真实需求、新需求带动新增长点、综合改革，就将在数年后死无葬身之地。如我们一贯的观点那样，西方似乎在2014 年下半年面临经济困境下略有醒悟，但是否在未来真正从“老猪拉破车”中奋起而有实务，并不乐观。

　　新兴市场在2014 年普遍下滑，其中，除了依赖、相信自身难保的西方而不重在自我奋起之外，广大新兴经济体自身的经济结构缺陷、各种难题对内需的现实制约等因素，更是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乏力和下滑的重要方面。在此背景下，西方金融市场及西方部分无赖政客看准时机紧盯有缝的蛋，更是掀起波澜的催化剂。新兴市场地区在过去30 年里经历了多轮教训尤其是再经过2014 年的事实后，相信新兴市场应该明白如何除美国化、去外部化的重要性，同时还应当加力自身改革和注重实体经济需求，但这一过程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不同阶段的现实制约。2015 年，全球经济将远超人们预期地强劲增长。过去三年，尽管自欧债危机以来到2014 年看空新兴压力的持续过程中以IMF[微博]、OECD 等国际官方机构大量散布悲观气氛，但实际全球经济增长结果都印证实现了我们每年相对乐观的预期，但由于即便是到未来数年为止的周期内想要达到2003-2008 年那样的全球高增速都只是白日梦，所以对经济好坏的评定就形成太多争论，其中，悲观论调占据上风，金融市场则有意夸大而依赖货币投放来维持金融市场资产泡沫，这种盗墓经济循环实际已经压低、破坏、延迟了全球的经济内生动力的爆发，西方企业大把大把的现金却不愿向实体领域投资，就是最好的例证，大量的量化宽松或其它撒钱反而造成通胀下滑，也表明经济模式的失败。到2014 年，我们原本预计在2013 年达到顶峰的“相煎”反而在2014 年扩大，其中，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人渣掀起的从新兴市场撤资更是得手，进一步破坏经济稳定，同时，美国无赖政客还以国会法律形式强迫企业要么从海外汇回资金要么把工厂搬回美国。即便算上全球增长环境中的这些弊端仍未消除，即便2015 年全球经济增速仍然无法与过去有过的高增长周期的速度相提并论，但是，2015年还是能冲破种种制约，出现全球增长相对于2012-2014 年这三年泥潭的倍特期货研发中心爆发。主要动力包括：1、少见的多地武器同时列装带动的军火工业以及广泛的零部件链条；2、新兴市场大部分国家因财政改革已在2014 年初步启动以及经历西方金融狙击后的痛定思痛可能激发更多财政改革与经济平衡，使得经济制约减轻，增长成为主要取向，加之，石油价格下滑解除主要在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那些一直在针对高通[微博]胀加息的多个国家的环境制约，有利于较多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3、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虽然2015 年还只是起步，但是，“全球大工地”对经济增长的上游乃至终端需求拉动都绝不可低估；4、中国进入资本输出阶段，资金向落后地区的流动尽管也还是初步，但是对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支持以及中国装备对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全球零部件带动，作用明显；5、尽管欧元区总是令人失望，但随着2014 年末欧盟政治家开始重视实体经济的这一觉醒，仍然将提振欧元区这一最大经济地区从疲弱中回升；6、英国仍将强劲增长；7、非洲将从2014 年特殊因素引起的中断中恢复，而消费成为短期强劲增长动力；8、大洋洲及南太平洋将强劲复苏。

　　2015 年对经济增速的不利因素包括：环保因素自2013-2014 年在非洲和南美频发事件后，有进一步向全球蔓延的不可逆转之势，这将打击矿业供应量为主的工业增速；地缘局势复杂化但有利有弊；因为政府们缺失本职，造成新增长点叠加依旧还不会明显增多。

　　中国经济2014 年在西方及国内喽啰们一片“做空中国”声中仍然实现了本来就只有的7%-7.5%的当前趋势增长力，在中国经济结构陈旧、规模扩大后自然下滑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已属难能可贵。尽管如此，中国社会依旧没有从梦游中醒来面对现实，主要是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国经济规模不断上台阶、但增速必然逐级下滑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更没有意识到经济机器必须检修的结构调整这一唯一的出路；产业和企业也没有完全重视中国经济进入过剩经济这一历史阶段下的必然对策将完全不同于历史。从而，中国社会对政府早就宣讲了多年的经济战略的理解有限，地方政府似乎也只是到了2014 年才初步从压力下有所正视和觉悟。在中国经济几年前就已经全面过剩、东西卖不出去、地方和企业债务较高制约施展空间的危机状态下，依旧抱有复制过去长期的那种靠货币饲料、靠多烧煤多烧油、靠粗放使用土地等所谓“政府刺激”的期待，依旧不愿放弃“保增长完全靠规模量的刺激”的陈旧思维，不愿认同“降速、保质、再以质促进可持续的经济规模扩大”这一历史阶段必然、必须的完全相反的逻辑和路径下的不适应阵痛，从而，悲观气氛一天比一天强化。在此社会气氛下也形成了诸多简单化的认识，从而忽略：中国主动降低宏观经济增速或者增速自然下滑压力加大并非不要合理的速度来实现迈过中等收入陷阱、降低投资经济模式下的投资占比不等于不投资而是需要终端需求先扩大以缓解债务和过剩现实后再放大投资量、无法以政府“简单”刺激经济规模不等于没有在非过剩领域的政府刺激等等。事实上，正是下列因素才促进了中国倍特期货研发中心宏观经济能稳定在2014 年的7%以上增速：其一，终端消费内需尤其是数年的积极财政投放和向农村倾斜、农村改革对消费并对经济可持续循环的贡献；其二，对不过剩反而短缺的广泛服务业、对有市场需求的小企业、对农村经济等领域的合理、持续刺激；第三，新一届政府持续的下放权力激发市场或民间或微观领域主动寻找经济需求从而初步地推动了增长；第四，在大城市房地产下滑、城镇化尚未见效背景下，广泛房地产尚无法抵补大城市的该领域下滑、工业投资这一最大投资主体因产能过剩和企业债务较高的制约而在该领域投资持续下滑，正好促成了投资占比结构的调整，但这是压力与阵痛的主要体现，而基建投资增速从未间断并且仍将自2015 年到“十三五”扩大，该领域也已经对2014 年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有所抵补。将2014 年同2013 年对比，中国社会及经济领域出现的最大变化在于：动力不如压力更有效。政府和经济学家的长期宣讲收效甚微，但2014年随着更多的经济压力出现，产业、企业、地方政府反而开始了积极应对。2014 年的积极一面表现在：其一，新企业注册数爆发式增长；其二，服务业扩展、财政减税和中国经济规模在统计上被低估实际促成了2014 年中国就业的局面远好于经济增速；第三，新兴产业尽管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还很低但是明显加快了；第四，更多企业面对劳工成本不可逆转地长期增加而开始采取机器取代人；第五，专利和企业创新体现出明显地有更多企业主动创新来调整自身“东西卖不出去”的产品结构或生产工艺或经营结构。这些积极变化，中国股市作为风向标之一，也出现了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战略从极度悲观与毫无自信地怀疑到开始认同的心态转化。未来，2013-2014 年甚嚣尘上的“中国版野猪恫吓”是否减声，可作为中国宏观经济是否从微观根基上加强并改善宏观经济在转型升级中可持续动能增加的检验指标之一。

　　应当清醒认识的是：2014 年取得的成果只是积极变化的初步，尚没有沾沾自喜和止步松劲的本钱，一些结构调整指标的改善只是在主动放慢经济脚步的条件下取得的，还需要接受宏观经济改善后是否弊端死灰复燃的检验；服务业、创新等方面有艰巨曲折的过程；产能过剩危机化解更是长期任务，远不能算得上“取得进展”；城镇化是长期战略，而2014 年才开始62 个县市试点，还不能发挥太大的贡献；对“一带一路”为代表的中国资本输出和产业外移历史阶段的社会重视程度如同过去对转型升级意义的社会认知和行动缓慢一样，甚至有理由担心认识更加不足和行动更为缓慢；2014 年部分保增长的政府举措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是反改革、反市场化、反激发微观持续性的本质，其中，过度依赖央行的苗头是一种退步，作为短期或临时应对压力情有可原，但如果再无节制地扩大，可重蹈西方经济2009 年-2014 年的覆辙。

　　2015 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强劲增长”，这种“强劲”不会体现在工业生产和GDP 数据的突飞猛进上，而是体现在诸多领域积极转变的扩大来倍特期货研发中心有效抵消中国宏观增速自然下滑的巨大压力，从而实现超越趋势下滑速度的合理增速，“强劲”体现在“可持续性”的根基上，从而继续保持年增速7%以上甚至7.5%的最终实际增长速度，并满足就业的较为充分和对中国经济循环可持续内需动力的贡献以及合理的通胀均衡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其一，第三次经济普查[微博]后调高了2013 年的经济规模和增速，这对2014年及2015 年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加大，但这种基数抬高效应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实际的恶化，反而是更接近真实的数据回归潜力；其二，服务业继续贡献；第三，农村财产收入增加和企业减税效应仍未发挥完毕；第四，新兴产业扩大及广泛的企业创新扩大；第五，随着2014 年“公私合作投资模式”框架建立促进大型基建项目加快以及地方政府从换届到近两年经济结构调整规划准备后的自主投资以及综合经济计划开始实施，2015 年投资将加快；第六，虽然城镇化还不会有太大贡献，但2015 年可算作元年；第七，装备出海和全球基建启动所带动零部件延伸；第八，中国资本输出及“产业外移的中国产业园”起步还不会有明显贡献，但2015 年可算作“改善GNP”的元年；第九，新兴市场需求复苏将有利于中国对广大新兴市场出口改善；第十，外汇储备分散使用的框架在2014 年形成雏形，2015年有望实际施行和发挥积极作用；第十一，油价下跌对政府和企业的制约减轻；第十二，PPI 随2014 年末的油价和大宗商品再度下滑而扩大，对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不可一蹴而就的现实背景而言，仍然不利于宏观经济和广大企业经营，但是2015 年有望从PPI 低谷回升，可适度利于中国特殊结构下的企业经营及宏观经济环境。此外，外汇储备向实体领域分散及中国企业资本出海等等对人民币的压制，也有部分相关影响。

　　二、通胀

　　2014 年全球通胀先符合先抑后扬的特征，尽管有欧元区的通胀持续下行拉低全球通胀和部分高通胀的新兴市场大经济体连续加息控通胀的作用，年中全球通胀整体还是维持了较长时间的横向企稳和反弹，不过，随后因控通胀的新兴市场地区通胀回落及三季度后的油价下跌，全球通胀再度下行。西方金融市场在刻意夸大和结果互为映衬下保持“认定通缩”的主宰，野猪恫吓见成效并维系2014 年相关受益领域的资产泡沫获利。然而，盗墓经济模式对全球实体经济的破坏，即便是因2014 年受益的西方经济体和相关金融市场，其负面后果的代价终将在未来扯平。

　　2015 年全球通胀因现实局面而继续受压，其中油价的回落是上半年的主要向下传导影响因素，这对于全球通胀和全球经济尤其是通胀基础差异颇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利弊参半。即便考虑油价或大宗商品对全球通胀的下拉传导还未结束，但是2015 年整体通胀仍将具有韧性，预计年中持稳或在时间上略有反复，之后因核心通胀跌无可跌而整体回升，且仍然不排除短期超预期反弹的可能。主要在于非商品原料引起的通胀效应的增倍特期货研发中心强，包括：经济终端需求上升尤其是新兴市场地区、工业生产率提高短期变慢及就业与薪资大幅回升、环保成本和环保事件趋势不可阻挡、更多国家加入到2014 年开始的财政补贴改革及低通胀时期趁机价格改革的行列之中等等，均可足以抵消油价的拉低通胀效应。

　　中国通胀因严重过剩产能存在及实际的过剩生产行为、居民收入增速略有放慢、房价下跌、经济增速放慢压低租金及资产泡沫等因素的影响，2014 年较为温和并在下半年出现再下行，中国央行也在11 月份为平稳实际利率实施了一次基准降息。2015 年，中国通胀也因与全球类似的因素而继续温和，但大幅下行的几率很低。新兴产业和农村财产收入快速增加等终端需求支撑通胀、城市房价下跌未完但下跌变慢且非主要城市可能领先于城镇化企稳、农村和城镇地区资产价格上扬、政府2014 年启动资源价格改革并将继续、2014 年四季度加快的大型投资项目批准及2015 年地方自主产业与基建投资将实施等等，均将支撑通胀回升。此外，劳工成本长期上升趋势的刚性与制造业以机器取代人的新趋势相互交织，这两大不可逆转趋势对通胀的综合结果影响还难以预测。

　　三、货币

　　在经历了我们概括为“货币肮脏2013”之后，2014 年不仅未如愿进入复原之年，反而因为西方金融市场刻意司马昭所为以及更多的央行加入货币战争之列，变得“更为扭曲的2014”。西方经济不仅未因货币而改善经济反而在2014 年对经济的末日情结加剧，这一幕足以证明货币的失败和流动性陷阱，根源在于我们所一贯抨击的并在2014 年得到欧央行等开始响应的西方政府不尽责，中国、作为G20 东道主的澳大利亚以及IMF、世行等国际官方机构也均以注重需求导向成为2014 年的标志，部分冷静的央行官员和IMF 都开始批评全球政府的不作为或者失误。

　　新兴市场如同历史反复重复的那样，2014 年受害非浅。然而，也应当反思自身经济根源尤其是经济结构、需求乏力、财政和经济平衡不佳等多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015 年将是自2009 年以来的全球货币正常化之年。尽管油价下跌及通胀可能令这一进程尤其是利率正常化进程略有放慢，各个经济体的利率正常化步伐也可能因经济复杂性而有所出入，但正常化历程2015 年势在必行。如果说金融危机后至今是“人类失去的六年”，那么，唯有打击盗墓利益集团才有回归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正轨的希望，2015 年就应当是一个有益的开始。否则，就将是超出经济范畴而步入全球社会冲突的开始。新兴经济体因情形各异，但大部分经济体因低油价而受益及低通胀的难得机遇，一方面有的国家可停止加息控通胀，另一方面大部分国家为财倍特期货研发中心政、经济、社会改革得到了难得的良机，并转向经济扶持和新增长点及实体投资等重点，成为可能。广大新兴市场地区的“开始正常化”还体现在：经历2014 年的再次简单重复受损之后，真正清醒起来实施除美国化、去外部依赖，把重点转向自身且只有自身的经济结构改善和实体经济增长上来，这对长期而言的全球经济增长意义更加非凡。

　　中国货币环境经历了相对宽松但结构性变化更大的2014 年，其中人民币如我们2013 年末预期的那样双向波动变大、央行流动性总体平衡下采取了定向支持地宽松、年末降低了基准利率、央行及银监会结构性治理也达到了实体领域融资成本适度下降的效应。

　　2015 年，中国货币环境将更趋合理宽松。其中，央行流动性放松及人民币市场下跌将有利于企业环境和宏观经济均衡，并将加快促进化解生产过剩的矛盾。我们认为：一方面，中国央行应当继续以限制生产过剩为首要宏观审慎任务，为此，即便通胀下滑也应当允许实际利率走高，降息不是首选且应当节制，而2014 年采取的支持特定领域的举措要视2015 年具体变化，并始终以支持有终端经济需求和非过剩为前提；另一方面，合理降低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可能和首选，主要因为：按照央行配合宏观经济而非主动刺激过剩的思路，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第三次经济普查[微博]数据上修了中国经济规模之后，以及新兴产业虽然占比低但还将逐步扩大、服务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健康且还会加快、公私合作投资及地方自主投资的加快等等，总量流动性理应扩大以适应中国经济规模及潜在可持续增长的动能。不过，央行投放流动性的工具选择已多样化，并非只有降准这唯一途径，加之，我们预期新兴市场需求及中国装备带动出口将有明显作用，外汇占款投放可能有超预期的回升，所以，是否降准或是以其他方式扩大宏观流动性，央行自有定夺。

　　四、财政

　　无论是经历了炼狱的欧洲，还是严重受制于经常性收支逆差的多个新兴经济体，2015 年财政收支瓶颈均将有所改善，这是全球经济增长减压的一大积极信号。然而，应当看到全球财政紧平衡的长期性和发展的曲折性，仍不可寄予太高期望。一方面，希望稍有觉悟的全球政府们能真正为促进实体经济需求尽到更多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假如2015 年经济强劲反弹成为现实后继续保持清醒，避免过去头脑发热的错误，在全球约200 个大小不同的经济体中，哪一个政府通过综合改革来实现将财政和经济平衡得更好，必将是下一轮全球经济增长中的领先者。

　　2015 年对中国来说是资本输出元年，但对全球经济体和企业来说，则是历史性事件。无论中国还是全球，充分认识并积极利用这一全球经济发倍特期货研发中心展中的重要转折机遇，才是全球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从虚耗走向落实的福音。

　　中国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如前几年一样对稳定经济及各项改革的支持功不可没，2015 年还将深化改革并加大对经济的支持。从多项税制调整及对企业结构性减税、从新预算法约束加强到建立起公私合营投资框架，2014 年中国财政经济平衡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我们认为：中国财政收入形势的极其艰难局面在2014 年达到顶峰，2015 年将有利于对宏观经济的支持，但地方政府受到的现实制约这一长期过程还无法明显缓解。中央财政一两年内有能力并且有必要承担更大的积极财政责任，既减轻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合理增长下的压力，又不压抑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适度进展下的经济内生动力。其中，尽管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反弹，但仍有必要在关键时期再扩大中央赤字规模。我们认为中央财政应当加倍增发国债，或者受预算法制约前提下可将地方政府考虑进来扩大发债规模，或者在以外汇储备补充政府性机构资本后的前提下扩大政府机构金融债规模。中央财政可考虑扩大的赤字部分定向用于为服务业、为小企业等一些特定领域贴息，除开经济考虑外，还应承担起降低央行压力下的以财政手段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责任。因为，即便假如央行把利率降到零，也对有产品市场需求的小企业的高企融资成本影响有限，而只有中央财政和政府机构的融资成本上升并率先垂范，才是尽到政府的本质责任，与央行降息和定向降低融资成本举措相比，即便都有反市场化的行政色彩嫌疑，财政担责比央行不可完成的任务要更能有效控制生产过剩这一最大副作用弊端，也更能有效打击流动性只在金融市场资产泡沫打转这一事实下的金融机构，促进相同总量规模的宏观流动性下有更多资金流向实体经济，从而更为明显、有效地降低有终端需求的实体经济领域的融资成本。

　　五、市场

　　经历2014 年全球金融市场系统更为扭曲之后，2015 年需要时间修复，这一过程可长可短，且具有变数。预计，2015 年成为与经济修复一致的金融市场修复性波动，但可能金融市场利益盘根错节下的节奏会更慢于经济的实际变化。因此，中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将有更多的休眠情形出现，更多领域、更多市场或品种不排除僵尸增加。然而，另一面，有先导基础或者扭曲太深的少数或个别领域，也可能出现明显的要么放大要么剧烈的波动。

　　中国金融市场，从2013-2014 年的极度悲观演变到了过度预期一致，有的市场又属相反情形，都将存在失望和无序波动期间的可能性；同时，倍特期货研发中心在中国经济2015 年国内创新加快加深、资本和资金输出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也有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可知进展和具体影响的一面。

　　六、地缘

　　2014 年的全球格局“新”变化，即便是“伊斯兰国”的崛起，也并非偶然和意外。趋势性的变局，加上石油价格必然但略显迟到的变局，全球地缘局势的复杂性有增无减。但是，全球战略家们也有理由情不自禁。随着资产尤其是无效财富和消费均在重新调整，对于全球社会经济的益处更大。不过，经济非常规成本的不可避免增加，其附加负面影响尚未知。海湾六国和俄罗斯拥有的庞大外汇储备足可以抗衡美国，尚且不算从实体经济的全球积极进展到它们主动觉醒调整的未来益处，甚至，还可包括美元再不是“油元”的唯一载体引起的变化；除非，拥有最多黄金储备的美国推高黄金价格能超意料大幅升值储备。

　　尽管朝向全球格局不调整就无出路、没发展的积极方向，但是，战略家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在美国自信已经下降的事实基础上，当其“经济利益、战略利益双损”的可能局面下，狗急跳墙并非不可能。

　　七、收支

　　任何经济都有周期，收支也不例外，尤其能体现经济因素的双刃剑效应。收支从积极促进增长到演变为桎梏，已成历史事实；然而，正是从负面到压力显现，才有调整与改革的动力，从意识觉悟到主动作为，方有新格局、新分工、新周期。

　　流量的变化已经存在，总体和结构性均如此；朝向积极一面也已悄然酝酿甚至已开始。

　　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战略家还是国际官方机构，对于存量的不可阻止的自然变化，或者全球必须也必然增长的经济基础，反过来加快调整，对其认识尚未开始。在这方面，其演变的复杂性、影响的深远、并对全球格局施加外延影响，终将在复杂中逐渐显现出来更为清晰的初步特征。2015 年，或许也就是未知历程的新开始。

　　倍特期货 东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