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5.19行情”十七周年

　　【导读】没经历过“5.19行情”的股民不足以称老司机。

　　文章来源：《你不知道的中国股市那些事》by陆一、《基金长青》by范勇宏

　　“5.19行情”爆发之前和跌宕之后

　　1999年的“5.19行情”是指1999年5月19日，中国证券市场在沉寂了两年多后突然开始了井喷式的上涨行情。

　　5月19日，在沪深证券市场持续下挫、接近前期最低点时，上证指数从5月18日收盘的1059.87点开始急速上涨，深圳成指从2534.72点升至19日收盘的2662.28点。5月19日当日沪深证券市场分别上涨50点、127.56点，涨幅都在4%以上。之后证券市场持续放量上升，到5月31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已攻破1300点，成交量平均每日100亿以上。到6月30日，上证指数在盘中上涨到1756.18点，涨幅达65.69%。

　　1999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正式实施，沪深证券市场急挫，沪市狂跌128点，下跌超过7.6%，这也就宣告了“5.19行情”的初步结束。

　　一年以后，正当欧美证券市场早已回调一年有余之时，2001年6月14日，上证指数在盘中冲到了2245.44点的历史最高位。自此，正式宣告从1999年5.19开始的大牛市真正终结。

　　此后就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最为漫长的熊市。

　　2002年1月29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339.2点；2004年9月13日，上证指数盘中跌至1259.43点；2005年6月6日，上证指数盘中跌破1000点，最低为998.23点。与2001年6月14日的2245.44点相比，总计跌去1247.21点，跌幅达到55.54%。

　　“5.19行情”中的政府行为

　　在这一轮牛市中，有几个现象和背景值得引起高度关注：

　　一是政府监管机构直接出面发动证券市场行情。

　　对于“5.19行情”的启动，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在回忆录中讲得很清楚：

　　“1999年初，酝酿了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请示国务院。经过方方面面的协调和修改，1999年5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包括改革股票发行体制、逐步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6条主要政策建议的文件，也就是通常说的搞活市场六项政策。由此引发了著名的‘5.19’行情。”“我在任期间曾两次组织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第二次肯定了股市的恢复性上涨，把握了时机，推动了股市的发展。”（《亲历股市十年风云，周正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新华网（2003年8月13日）稿件来源：中国证券报）

　　二是，中央政府监管机构负责人和党报破天荒地高调出面直接讲话推动证券市场持续上升。

　　6月14日发表的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讲话中提到“当前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是一种恢复性的，是证券市场整顿规范以来，显示市场成长性的一种表现”

　　插图1：19990614上证报

　　6月15日，也就是陈耀先讲话发表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了题为《坚定信心规范发展》的评论员文章，肯定了证券市场的作用和地位，对当前行情进行了利好评价，并公开了市场盛传的几大利好政策。

　　插图2：人民日报《坚定信心 规范发展》的评论员文章

　　6月22日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是一轮市场行情，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这些带有强烈宣示性和引导性的言论，是这轮行情在历史上被冠之以“跨世纪行情”的直接因素。

　　三是，运用政策杠杆在1999年6月底本轮行情初步结束后再次推动股指上升。

　　1999年9月8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法人配售股票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三类企业”入市（这是在两年前由中央政府明令禁止的）和1999年10月25日国务院批准保险公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间接进入证券市场。这是2000年和2001年股指创新高的资金面的背景。

　　“5.19行情”演绎的制度性格轨迹

　　这些行为的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政府监管部门在1997年以来一系列举措的体制性格轨迹。

　　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虽然危机被挡在了中国证券市场之外，但危墙不远。因为尽管当时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但在证券市场，全国统一的监管体制尚未建立，存在不少非法场外交易，证券公司大量挪用保证金，期货市场突发事件频频发生，金融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在此期间，中国证券市场进行了自建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清理整顿：

　　撤销全国18个省市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

　　撤销29家证券交易中心及STAQ系统；

　　整顿全国90家证券公司，清查1000余亿元违规资金，处罚君安证券公司；

　　原14家期货交易所撤并为3家，交易品种由原来的35个减至12个；

　　清理原有50余只老基金，1998年开始新证券投资基金试点。

　　这其中最为困难的就是清理场外交易。据统计，当时有300万股民在这种场外市场进行交易，涉及的股票共有300亿元的市值。如何做到既关闭了场外交易又保证这300万人的利益？

　　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和副主席陈耀先一起与各地方政府研究解决办法，除了一定要保证股民的分红权之外，对于在关闭这些非法交易场所的过程中引起的股价下跌，采取了具有“周正庆特色”的特殊干预方式。

　　几年以后，周正庆颇为自得地这样回忆：“股票的价格跌呢，要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它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就是要让股票它缓缓下降，不断地倒手。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5元钱买的，然后4.9元你卖了，你赔一毛。然后我4.9元买，卖出去4.8元，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l元多钱。这时就要求这个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拿钱把这股票收回来，用1块多钱你收回来。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大家均摊了。这是一个高招，一般的不是行家不知道啊。”（《资本人物访谈录》，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同样，由于国家审计署在1998年对证券公司作了一次大范围的审计，当时的审计结果表明，证券公司普遍存在违规吸收社会资金、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及违规从事同业拆借活动，涉及金额达1000多亿元。当时审计署审计了88家证券公司，所有的证券公司都挪用保证金，没有一家不挪用的。

　　对此，周正庆同样采取了类似的做法：对于挪用得不是很严重的证券公司，大部分给了一个整改期。同时给两条政策，第一你可以增资扩股，把挪用的客户保证金补上；第二在市场好转的情况下，让你赚了钱，通过当年的利润把窟窿都补上。

　　周正庆在多年以后很感慨地总结自己当年的做法：“你得有一个区别对待，你不能脑子一热全部处理，那处理了以后资本市场就完了。”

　　这种为了完成政府调控目标而人为干预股价、用市场增资扩股的资金和市场上升的收益弥补机构违规亏空的做法，形成了中国证券市场中较长时期持续存在的政府监管特色。

　　两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显现政府行为态度的前倨后恭

　　在1999年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政府行为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两年前的政府态度和行为模式。两年前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两年后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截然相反的形势判断；两年前后的政府监管机构对市场的行为态度更是冰火两重天的表现。

　　但是，在这背后的事实却是，这两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正是出自于同一个人的组织和策划。两年半前的1996年12月16日，发表《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文章针对1996年的大涨行情，认为当时存在严重投机行为，提醒注意风险。那时候，该文策划者周正庆任职国务院证券委主任。1999年6月15日，作为中国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组织发表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这篇文章则对当时由低迷转人上涨的行情给予充分肯定，指出“5.19行情”不是过度投机，属于恢复性上升。

　　插图3：人民日报《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

　　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出台的背景是，在1999年初，作为证监会主席的周正庆出于证券市场的低迷、投资者被套住、证监会有责任关心群众利益和干预市场“不正常”走势等因素的考虑，组织撰写并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政策建议。

　　这份政策建议包含了改革股票发行体制、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投资基金试点、搞活B股市场等6条利好，清楚地表露了当时监管层对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判断和态度。

　　对这份政策建议的出台，周正庆自己是这样描述：“1999年年初酝酿，几次反复开会讨论，国务院也开会讨论，有关部门也一起参加讨论。后来写好后再报到国务院，国务院领导经过研究后，在5月16日这天，总理和副总理全部画了圈了，都看了这份文件了，等于算5月16日批准了，批准了以后，还没等我们证监会发表，就传了出去。”

　　这一消息向外透露后，持续低迷的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19日开始大涨，8个交易日内，深、沪两市上涨超过20%，日成交额达到300亿元，并且维持了相当一段时间。但紧接着，这轮至今仍让股民念念不忘的“红五月行情”受到了质疑。

　　对此，周正庆在几年后接受采访时这么回忆：

　　主持人：当时你听到了哪些不同的说法？

　　周正庆：有的所谓经济学家出来说话，说中国这个股市要出问题了，出现了井喷行情，要出现过热。还特别提出来，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这个文件也是不妥的，你有干预股市之嫌。

　　主持人：所以你后来写了那篇文章，就是1999年6月份在《人民日报》上发的那篇文章。

　　周正庆：这是我亲自主持写的。这篇文章反反复复经过三次推敲，写好后报到国务院。领导一看，写得挺好，有理有据，很能说明问题，就批在《人民日报》发表。《人民日报》又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以什么名义发表呢？说第一篇是特约评论员，咱还是特约评论员。第一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以后，那会儿范敬宜当主编，受到市场股民的严重攻击，打电话骂他。因为那是在过热的时候，你发表一篇制止过热。他现在一瞧，这是个利好消息啊，所以马上头版头条发表这篇文章。

　　主持人：在这篇文章中你们提出了一个恢复性上涨的说法，为什么给这样一个定义？

　　周正庆：就是说我们股票指数还没有超过历史最高点。当时实际才涨到1300多点，历史上早超过1300多点。所以我们讲这个行情是恢复性行情，没有出现井喷。而且分析根据中国经济形势的发展，这种恢复性的行情是正确的，是必要的。

　　主持人：那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

　　周正庆：当然是为了支持经济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你也得关心投资者。这个文件以前，股市一年半的持续低迷。我们当时分析觉得不正常，对经济发展不利。股民被套住，作为证监会，作为领导者，对这个问题要关心啊，这是群众利益问题啊。广大股民来投资是支持你国家建设，谁投资你套谁，你这叫什么资本市场啊。

　　尽管在此之前的三周内，证券市场已经涨了30%。但第二篇《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所表达出的积极政策信号，仍然让股民信心大增，五天后，上海突破了六年来的最高点，收盘1564点，6月30日最高上到1756点。

　　周正庆始终认为：这次行情对国家对股民都是有好处的。股票可以继续发行了，股民被套牢的资金开始搞活了，他的财富又增加了。所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到6月份把这个思想认识统一了以后，大家信心进一步恢复了，股市大概一直涨到1700多点，大体上把股民被套牢的股票都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猜测，管理层当时出利好主要是想发新股。但周正庆认为：“我们搞资本市场，不但要关心通过资本市场能够筹集多少资金支持经济发展，同时你也要关心投资者的合理回报。股市有涨有落，比如你搞了投机了，自己投资水平不高，人家赚钱你赔钱了，这是正常的，有涨有落也是正常的。但是绝大多数的股民被套牢这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工作上有失误的地方。”

　　对于市道不好，管理层有没有责任管的问题。周正庆态度始终明确：“我们认为作为证监会应当管，不能置之不理，不能无能为力，不能无所作为。”

　　从1996年第一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严厉指责证券市场过热，到1999年第二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热情鼓吹证券市场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在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背景基本没有发生很大变化，那么在证券市场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以致政府部门如此前倨后恭，从根本上转变了对于证券市场的行为态度？

　　“5.19行情”的客观作用是什么？

　　和证券市场直接相关的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一件事是1998年9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方案的通知，要求对所有未经人民银行或证监会批准，擅自设立的从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联网交易业务以及非上市公司股票、股权证和基金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所属的证券登记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并原则上要在1999年6月底以前完成。

　　这次清理整顿，共撤销了全国18个省市的41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和29家证券交易中心。

　　插图：4 证监市场字（1999）20号文

　　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所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在1998年真正取得证券市场统一掌管权力之后，所面临的不亚于证券市场创建初期的极其混乱和猖獗的证券黑市的问题。这里面的资金窟窿至今无人可以计算清楚。

　　第二件、也是更为重大的事就是对信托业的整顿。

　　1979年10月，中国内地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此后，从中央银行到各专业银行及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纷纷办起各种形式的信托投资公司，到1988年达到最高峰时共有1000多家。

　　中央政府最初对于信托公司的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因此，相关法规并不健全，必要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手段也十分缺乏。此时的信托公司几乎可以利用一切手段募集资金，投资领域则包括证券、房地产和兴办工商企业，等等。中国历史上几次比较著名的炒作国债期货、股票和房地产的事件，都有大批信托公司参与其中。

　　信托业在迅速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使政府开始逐步认识到信托公司的不规范经营所潜伏的风险，中国信托业自此开始进入“发展-违规-整顿”的循环中。当时的信托投资机构的监管当局中国人民银行曾先后于1982年、1985年、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五次对信托业进行清理整顿。

　　1999年，国务院责成中国人民银行对信托业进行了历时最长也最为彻底的第五次清理整顿。整顿的原则是“信托为本、分业经营、规模经营、分类处置”，信托公司被停止存款、结算业务，剥离证券经纪与承销业务。1999年1月1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整顿信托投资公司方案》。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4月27日发布《信托投资公司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损失冲销的规定》。采取“关闭或破产；撤销与重组；合并；保留；清偿债务，维护稳定”等措施，进一步整顿和规范信托投资公司经营行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这次跨世纪的整顿中，中国信托业的格局被重新改写。

　　1999年2月，华融、长城、东方、信达和中保等五家中央级信托投资公司被撤销，并将该五家公司的证券业务合并，于2000年8月16日成立银河证券。

　　2000年，港澳信托被撤销。

　　2000年8月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撤销中国教育科技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中科教）。

　　2001年中国光大国际信托被关闭，海南赛格、海南华银、海南汇通、三亚中亚等信托投资公司被停业整顿。

　　2001年12月，福建国际信托被撤销。

　　2002年6月7日，财政部独资的唯一一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中经开）被撤销。

　　1999年全国信托投资机构一共有329家，经过第五次清理整顿后，重新获得登记的仅50多家，将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被核销。这一过程伴随着众多令人瞩目的信托公司关闭破产事件，其中包括中农信、广信等震动全国的金融大案。

　　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已经正式实施，2002年6月5日，人民银行颁布实施了重新修订后的《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2002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颁布实施《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一法两规”（《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信托投资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暂行管理办法》）的政策框架形成，也意味着始于1999年的第五次清理整顿告一段落。

　　如果冷静地将这两个背景、证监会1997年以后的多项整顿和1999年-2001年证券市场的“跨世纪行情”关联起来分析的话，客观地说，中国证券市场在中央政府取得统一主导权之后不久，就用一次“跨世纪行情”的市场热潮，让证券市场和全体投资者为中国改革过程中最为巨大的资金和金融黑洞的弥合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政府主动用一次持续两年的大行情、推动几乎翻倍的投资者入市、驱赶几乎成倍的市场外资金进入、引导几乎翻番的指数上扬……填平了诸多不良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洗钱形成的远超过6000亿的坏账，避免了这两年整顿中有可能引发的各地信托公司下属营业部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挤兑风险，保证了这场金融整顿的平稳过渡，使得数百家信托公司最终软着陆，摇身一变为一批新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

　　“5.19行情”预支了政府的信用

　　但是，在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5.19”行情是靠政策强行“起飞”的，直接导致了“三高一低”（高指数、高股价、高市盈率，低业绩）的现象，为日后的暴跌埋下了巨大隐患。

　　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从2001年起持续将近5年的漫漫长跌，交易量萎缩、投资者离场、筹资功能退化、本土市场失去最好的发展壮大机会……

　　这不仅是一种技术性的报复，更是政府管理机构预支市场信用所酿制的“苦果”。

　　从2000年到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总市值从48090.94亿元，减少到32430.28亿元，减少了15660.66亿元，将近缩水了32.6%；在这期间，流通市值从16087.52亿元，减少到10630.51亿元，减少了5457.01亿元，缩减了33.9%。

　　这从市场蒸发的5457.01亿元流通市值，基本接近信托业第五次整顿所核销的将近6000亿元不良资产。而如果没有这“跨世纪行情”圈入、套住和蒸发的将近6000亿元流通市值，那么可以平心而论，中国信托业在1999年的跨世纪整顿中给中国金融和经济肌体所带来的损失至少要翻一番。

　　下面的内容是基金教父范勇宏老师在书《基金长青》关于519行情的回忆。

　　十年磨一剑，1999年的中国股市注定充满了激情、不羁和想象力。投资者第一次仰望上证综指1500点以上的广阔空间，市场创造性地挖掘出“网络股”这一全新概念。在网络股勇“网”直前的带领下，中国股市留下一段激情燃烧、难以忘怀的牛市记忆——“5·19”行情。

　　突如其来的行情给年轻的基金经理带来了难得的投资机遇。时势造英雄。自诞生之日起就遭遇亚洲金融风暴洗礼的基金经理，还在苦苦探索如何理性投资时，来自大洋彼岸的互联网旋风吹到神州大地，基金经理抓住天赐良机，一战成名。

　　“5·19”行情爆发

　　纳斯达克市场如日中天，牛市似乎真的会不断延续下去；但在中国，股市却已整整“熊”了两年。1999年，国企改革导致员工下岗，分流压力持续增加，人民币不贬值的负面影响显现，出口压力加大，经济增速变缓。与此同时，作为重要的融资渠道，股票市场的发展不尽如人意。沪深股市容量小，大量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通，股价失真，市盈率虚高，长期资金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对象；国民经济中一批占有主导地位的龙头企业无法登陆股市；股市运行与宏观经济脱节，无法起到“晴雨表”的作用。《证券法》于1999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为配合《证券法》实施，信托与证券脱钩工作全面展开，证券公司也开始清理重组。加上国内外利空不断，股市持续走低，上证综指跌到千点附近。

　　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周正庆回忆道：“1999年上半年，股票市场已经经历了近两年的盘整行情，整体一直处于下滑状态。相比1998年6月的阶段性高点，上证综指、深证成指分别下跌25.4%、39.4%。不少股票和基金先后跌破发行价。这种跌法是很少见的。证监会应该怎么办？那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干预。证监会只管监管，市场好坏与其无关。但我带领证监会领导层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分析后，持另外一种观点：证券监管部门面对下跌局面，不能听之任之，要积极主动、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推动市场健康发展。资本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搞好。如果市场低迷，资本市场就无法发挥功能。投资者买股票就赔，买股票就被套，谁还买呀？……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分析，摸清了股市持续低迷、非理性下跌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出台了新的政策。”

　　5月初，证监会向国务院提交《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的请示》，提出“进一步搞好证券市场的规范整顿、逐步解决证券公司的合法融资渠道、允许部分具备条件的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试点规模、搞活B股市场、允许部分B股、H股公司进行回购股票的试点”等六项政策建议，希望引导股市走出低迷。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18日，证监会在北京召开专项会议，向证券公司传达朱镕基总理关于资本市场的八点意见。当天，沪深指数分别跌至1059点和2534点。

　　物极必反。5月19日，星期三。上午股市很平静，许多股民还在“割肉”出逃。谁也没想到，下午开盘后场外资金蜂拥入场不断推高指数，股指直线拉升，东方明珠、综艺股份、中信国安等网络股领涨，市场骤然升温。在网络股勇“网”直前的带领下，疲弱的股市突然爆发，迎来了气势磅礴的“5·19”牛市行情。当天，上证综指上涨49.2点，大涨4.64%；深证成指上涨127.56点，大涨5.03%。市场成交量翻番，股票几乎全线上涨，约30只股票涨停。

　　面对气势如虹的网络股，绝大多数投资者摸不着头脑。苦于无解的投资者从《上海证券报》找出一些端倪。当天，《上海证券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网络股能否成为领头羊——关于中国上市公司进军网络产业的思考（上）》。报道称：“年初以来共50多家上市公司宣布以不同方式进入网络和相关产业领域……中国信息产业近年来虽然高速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特别是网络产业正处在发展初期，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极为广阔。根据有关部门计划，国内将在2000年左右建成并完善覆盖全国的高速宽带，互联网普及就在眼前，商机不可估量。”此前，媒体接连对网络经济和典型网络企业进行分析，为科技网络股行情埋下伏笔。

　　1999年市场讨论热点之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科技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科技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加入世贸组织迫使人们将眼光投向海外，国际股市对国内股市开始产生影响。我们申请开通互联网后，最先去的网站就是雅虎财经，每天都上网浏览。网络促使人们开始关注海外世界，这也是美国网络股浪潮传到中国的原因之一。

　　就这样，A股迎来以网络为首的高科技风暴。虽然投资者对网络、科技还不太清楚，但丝毫不妨碍他们对网络、科技题材的挖掘和演绎。上市公司只要沾上“科技”或者“网络”，无论真假，股价便扶摇直上，翻倍不在少数。亿安科技、综艺股份、东方明珠、上海梅林等一大批个股成为市场上最耀眼的明星。以亿安科技为例，1月20日股价只有10.81元。经过“5·19”行情一番疯狂拉升后，股价超过100元，成为中国股市第一只百元股。虽然后来证实亿安科技股价上涨主要是人为操纵，但亿安科技把“科技”的力量展示给了所有投资者，导致市场克隆出若干个“亿安科技”。一些上市公司为搭上“5·19”行情班车，将公司名称改为“某科技公司”、“某网络公司”，甚至还有个人投资者要建网站送给上市公司从而使之成为网络股，也可以使股价连续涨停。这是多么滑稽可笑！

　　19日后，大盘高歌猛进，一路飘红。投资者担心管理层又要吹冷风，但事态发展令他们大跌眼镜。6月1日，国家税务总局将B股交易税率降低为3‰，上证B指大涨8.54%并从此步入牛市。10日，央行宣布第7次降息显示政府为刺激经济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政策。14日，时任证监会副主席陈耀先发表谈话称：“当前股市的上升是一种恢复性的行为，是证券市场整顿规范以来，显示市场成长性的一种表现。”

　　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5月19日以来，调整两年之久的中国股市出现较大的上升行情……股票市场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展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然而，此番股票市场的上升行情，究竟是在利好消息刺激下的短期反弹，还是股市长期发展的良好开端呢？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对于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稳定和发展证券市场，推进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对上涨行情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5·19”行情不是过度投机，而是反映了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要求各方坚定信心，发展股市，珍惜股市的大好局面。16日，上证综指大涨5.23%。

　　22日，周正庆主席指出：“目前我国面临的不仅是一轮市场行情，而是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次重大转折；对这一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市场参与各方都要倍加珍惜，共同推进证券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6月25日，两市成交量高达830亿元，创历史纪录。6月30日上证综指突破6年高点，最高达1756点，创出10年新高。“5·19”行情实现了政策和市场的和谐共振。短短31个交易日，沪深股市分别上涨65.8%和93.2%，成交量急剧放大，题材股大放异彩，网络股、科技股频遭爆炒。亿安科技、海虹控股、综艺股份、上海梅林、东方明珠、中信国安、厦门信达等成为风靡一时的超级大牛股。这就是著名的“5·19”行情，历史上被冠以“跨世纪行情”之称。

　　“5·19”行情扭转了股市颓势，恢复了市场人气，提振了投资者的信心。也有人认为这轮“井喷”行情是政府托市的结果，非市场化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要花很长时间消化。回顾当年的火爆情形，参与其中的投资者至今仍然难以忘怀。“当时股市已经低迷了很久，但感觉背后有一股巨大力量正在慢慢聚集，随时可能像火山一样喷发。果然，股市‘喷发’得如此猛烈，今生难忘。”

　　后来，周正庆主席回忆道：“当时对‘5·19’行情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想到政策出台后，引起超乎预期的反响。之前我们无非觉得股市持续低迷不好，需要研究一些对策，推动市场发展。”

　　“5·19”行情对股票市场影响深刻。自1993年2月以来，上证综指在1558点以下徘徊了6年有余。“5·19”行情期间，上证综指创出新高。有人指出，“5·19”行情所形成的历史性突破，在中国股市历史上绝不只是一次行情的概念，而是构筑了中国股市的新平台。正确的政策、舆论的引导和支持，加上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以“5·19”行情为契机，沪深两市逐步演变成近两年的牛市行情，并于2001年6月双双达到历史高点。上证综指创下的2245点高位直到2006年底才被突破。

　　政策是关键

　　“5·19”行情时间跨度短，但涨幅巨大，影响程度深远，成为老一代投资者记忆中的经典投资故事。提起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总是无限感慨。当年的疯狂情景早已淡去，但“5·19”行情已成为中国股票市场令人怀念的一段投资情结。每年5月，经常会有“5·19”行情是否重现之类的文章见诸网络、报端，令人产生无限遐想。每年5月19日，投资者都在盼望“5·19”再现，重温旧梦。

　　“5·19”行情是A股市场历史上非常典型的政策市。类似的突发行情历史上也多次出现。1996年，上证综指从1月中的512点飙涨至12月11日的1258点，管理层连发后被称为“12道金牌”的监管措施，上证综指暴跌两日。16日，周一，《人民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大盘再次连续暴跌两天。上证综指分别重挫9.91%、9.44%，4个交易日断崖式暴跌27%。部分个股更是5~7个跌停。而在“5·19”行情中，又是《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坚定信心规范发展》为行情推波助澜。

　　政策面、基本面是决定市场走势的重要因素，即使欧美等成熟市场也不例外。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出台各项政策，不仅利好实体经济，也利好股市。在不成熟的股票市场中，政策尤为关键，“5·19”行情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投资者对这些政策视而不见，势必要吃亏。

　　基金经理在“5·19”行情中取得良好业绩，很重要的一点是十分重视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的研究。政策研究并非“打听”政策动向，而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经济发展目标与现实困难之间的矛盾，前瞻性地对政策发展方向做出预判。以“5·19”行情为例，当时经济环境很不好，“三年国企脱困”工作遇到很多困难，大多数人对能否完成国企脱困目标很悲观，仅银行坏账一项就有可能把中国经济拖垮。股市低迷也反映了大多数投资者的悲观心态。我们经过讨论分析认为，国企改革，包括银行坏账化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充实企业资本，股票市场作为吸纳社会资金、充实企业资本的重要渠道，势必成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战场。“5·19”行情的爆发及其后事态的发展证实了我们的判断，政策启动了“5·19”行情，但政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炒股票：市场活跃起来后，在随后一段时期里国企大面积上市融资，缓解了国有企业资本不足的困境。尤其是银行业陆续通过上市充实了资本，消除了外界对银行资产状况的担忧，恢复了金融体系的造血功能，为其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做出了贡献。经过“5·19”一役，基金经理更加重视政策研究，并在之后十几年跌宕起伏的股票市场中受益匪浅。

　　除了研究政策面，基金经理也认识到基本面的重要性。“5·19”行情延续时间并不长，之后大多数网络概念股被打回原形。1998年底基金投资的前十大重仓股票，只有中兴通讯等有限的几只股票获得了较好的持续回报。只有基本面好的公司，其股价才具有可持续性。那些“讲故事”的股票可能一时风光，但股价最终“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基金经理从此更多地研究上市公司的盈利模式和财务数据，这些变化为后来基金经理扛起价值投资大旗奠定了基础。

　　“5·19”行情结束后，网络科技股踏上了漫漫的价值回归之路。“5·19”行情代表了中国股市那段不容淡忘的历史。基金经理在“5·19”行情中小试牛刀，取得了良好业绩，得到了投资者和市场的认可。特别是来自本土证券公司的基金经理表现突出。他们在市场打拼多年，熟悉国家政策和行情特征，面对突如其来的行情，能够把握时机及时加仓。也有些基金经理对中国新兴股票市场的变化缺乏足够认识，不能迅速调整投资策略，以至于误判、错失了行情，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投资理论是灰色的，投资实践最重要。基金经理要灵活操作，要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才能掌握主动权。

　　回顾“5·19”，政策是行情启动的关键。周正庆主席总结道：“用正确的政策支持和引导股市是‘5·19’中得到的最重要的一条经验。”突如其来的政策市深深地留下了时代的烙印。或许“5·19”行情难以简单地重复，但重视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在投资中顺势而为、采取灵活多变的投资策略，则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