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另一方面“老鼠仓”事件屡禁不止，总有人飞蛾扑火，以身试法。除了人性的贪婪外，其间的缘由更值得我们深思。

　　在制度层面上，公募基金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助长了人性的贪婪。基金公司总体上按照资金规模收取管理费，旱涝保收，而由广大的投资者承担最终的投资风险。这种委托人与受托人利益的不一致势必产生高昂的代理成本，诱导少数受托人损公肥私，进行各种利益输送。

　　在监管层面上，违法成本的低廉而使贪婪者毫无顾忌。近年来，监管部门虽然已开出了几张罚单，显示其净化市场环境、绝不姑息养奸的决心。但一朝东窗事发，违法者受到的惩罚也明显过轻。市场禁入、没收违法所得再加几十万或者几百万元的罚款，这对于基金经理来说，谈不上伤筋动骨。这与其说是对违法者的惩罚，还不如说是为其急流勇退铺路。相比“老鼠仓”愈演愈烈的状况，“前无严查后无严惩”的监管举措难免让人感觉雷声大雨点小。

　　在内部治理层面，治理结构、内控机制不健全使员工行为失范。基金公司一旦爆出老鼠仓丑闻，便立马出来澄清这只是“个人问题”，最近涉案的两家基金公司也急急忙忙公告称涂强、韩刚和刘海三人均因“个人问题”离职。基金经理能够获知公司其它基金的重仓股信息，并将信息透露给他人，其所属公司的内控机制何在？基金经理能够利用职务权限多次查询基金投资信息，并利用实际控制的证券账户买卖股票，其所属公司的治理结构又安在？

　　明白问题的症结，不难开出防鼠灭鼠之方。

　　首先在激励机制上，斩断老鼠仓等利益输送渠道就要釜底抽薪，改进激励机制，消除背信的动机。针对公募基金缺少激励机制，“干活儿的人没股权，拿股权的人不干活儿”的现象，有必要借鉴私募设计收益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制，使其切实承担起信托责任。

　　其次，在监管上要严查严惩，要加大违法成本。最近中国证监会提出加强基金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的有关要求，在对基金公司进行的突击检查中查处了若干老鼠仓。除突击外，日常监管机制更需要科学完善。

　　今年2月28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基金经理的“老鼠仓”行为首次入罪，无疑增加了违法成本，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如果三名基金经理违规行为坐实，将可能成为进入《刑法》程序的第一批“老鼠仓”经理。同时，与“明星同名股神”背后的推手是否构成内幕交易罪也是值得关注。

　　此外，有必要疏通民事诉讼救济的渠道。在美国，依托集团诉讼与风险代理制度的激励作用，律师积极参与甚至发动证券纠纷中的民事诉讼，使得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更加有力，也使得民事赔偿机制发挥出很强的威慑作用，成为对美国证券违法行为进行监督的强大力量。美国举报老鼠仓可获非法获利的10%回报的制度也值得借鉴。(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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