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级债中的双泡沫困境(2)

　　在日本，消除过量的公司债务，以及公司之间互购股份的“裙带”文化，给商业支出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在美国，过量的家庭债务将同样使消费支出受到严格和长期的限制。

　　美国当局就像上世纪90年代他们的日本同行一样，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有能力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以改变泡沫后经济调整的结果。政府的援助被错误地用在保持不可持续的高个人消费率上。而正是这些举措让美国在刚开始时就陷入了困境—压低了储蓄率，带来了庞大的贸易逆差，并且迫使消费者承担了一份他们根本负担不起的债务。

　　一套更有效的策略应是让经济偏离消费，转向出口和长久以来一直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

　　达成这个目标不容易。在整个经济组合中，这种转变需要有利于出口的条件支持，如更疲弱的美元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消费增长，这些都将增加世界对于美国制造的商品的需求。财政措施则应建立在以未来经济增长为主的基础上，尤其是翻新国内一些老旧的高速公路、桥梁和港口。

　　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不应该给那些身处泡沫后时期的无辜受害者们提供帮助，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但是帮助的重点应该放在为那些遭受信贷危机袭击而措手不及的人群提供收入支持上，而不是重新点燃入不敷出人群的过度消费。

　　通过把重点放在出口以及基础设施支出上，我们将能够对经济衰退进行限制。这些措施还将为经济在下一个周期中实现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上行打下良好基础。要想实现这样的目标，一套以刺激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为目标的政策组合非常重要。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一个最惨痛，可能也是与当前最相关的教训是，金融和实际经济泡沫之间的相互作用会造成相当大的破坏力。如今在美国，房产和信贷泡沫同样也在进行着致命的相互作用。

　　美国当局，尤其是美联储的官员们，怀着一种错误的观念。他们认为迅速的行动将先发制人遏制住日本式的经济崩溃。然而，当前更需要做的事情却是先避开恶性的资产泡沫。不停地否认事实，加上被选举年的短浅目光所蒙蔽，华盛顿仍旧对眼前的危险视而不见。

　　(本文由摩根士丹利提供。最初刊登于2008年3月5日的《纽约时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