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QDII重金出国护航

　　本刊记者 简俊东/文

　　券商和基金已经用行动证明其对于QDII的追捧。

　　截至7月26日，9家符合要求的券商中，已经上报申请的券商就有中信证券、招商证券、国泰君安、中金公司四家，而同在7月26日，南方基金和华夏基金旗下的QDII方案获得监管部门的批准，同时还有超过5家基金公司已经上报了方案。

　　券商基金加速争夺QDII市场的同时，多年来缺乏海外人才培养战略的缺陷已经凸显。

　　挑战62万美元年薪

　　郭先生现在一家香港的中资券商研究部门负责研究工作，几个月前，国内一家基金和一家银行委派的猎头公司分别找上了他。

　　根据猎头的说法，看中他的原因主要因为他同时精通普通话、粤语和英语，沟通上不存在任何障碍。此外，他有在香港券商工作经历，对于港股有深入的研究。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了解，大家都比较满意。”郭先生告诉记者。

　　但是一个貌似美好的合作最终却因为一个文件而中止。

　　6月18日，

证监会发布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其中对于基金公司的进入门槛提高到净资产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经营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达2年以上、在最近一个季度末资产管理规模不少于200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汇资产等。

　　其中还有一个软指标，就是要求申请QDII资格的基金公司要具有5年以上境外证券市场投资管理经验和相关专业资质的中级以上管理人员不少于1名，具有3年以上境外证券市场投资管理相关经验的人员不少于3名。

　　实际上按照上述的要求，就是要招收具有海外投资经验的人才，而郭先生只是负责研究，因此不具备条件。

　　“按照管理层的意思，就是希望基金公司能够建立起一支自己的海外投资团队。”有基金公司人士告诉记者。

　　但是这样的美好愿望在实际操作中却存在不少问题。

　　郭先生告诉记者，在香港金融市场，以国内金融机构的开价能力，不可能挖到国际大行中业务能力很强的职业经理人。

　　去年高盛的高分红就曾经引来一片羡慕声，其平均每人获派62.2万美元分红连底薪。62.2万美元仅仅是一个平均数，业务骨干的收入更难以想象。

　　而香港文汇报也报道称，华尔街的交易员和银行家，每人的平均年薪约为10万至20万美元，但年底获派的花红动辄比底薪多数倍，甚至数十倍。

　　这样的薪酬水平，对于国内的机构而言是难以支撑的。国内基金业的平均薪酬水平已经是远高于其他很多行业，但是即使是一些发展迅速而且慷慨的大基金公司，投资总监的收入也仅为500万左右，这样的收入水平仅和高盛员工年底花红的平均水平接近。

　　呼吁强制性人才培养计划

　　“按照这些要求，估计基金公司只能招一些台湾人、香港人或者新加坡人。”郭先生告诉记者。

　　“台湾市场只是一个小市场，而且各种不透明不规范的东西很多，在这样的市场中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国际投资人才？”郭先生反问道。

　　而“国内的基金、券商的QDII产品到香港主要投资H股和红筹股，这些上市公司实际上只有对中国国情熟悉的人才最能够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新加坡人和香港人明显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郭告诉记者。

　　而在不远的将来，美国股市和欧洲股市明显会成为QDII可投资的股市，这时候如果没有一支对这些市场熟悉的投研团队，很难说服投资者将资金交由QDII管理。

　　对于国内的流动性泛滥的局面监管部门已经明确要往国外引导。

　　由财政部发行1.55万亿人民币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外汇，作为即将成立的国家外汇投资公司的资本金。

　　近日出台的《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中明确允许保险机构运用不超过上年末总资产15%的资金投资境外，并将境外投资范围从固定收益类拓宽到

股票、股权等权益类产品，因此保险公司可投资海外股市的投资超过3000亿人民币。 而此前，中国保险公司只可以投资境外债券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不可购汇投资，且可投资总额不得超过公司上年末外汇资金余额的80%。

　　“虽然有两个基金公司的QDII方案已经获批，但是这并不代表监管部门会加快放行。对于机构海外投研团队的构建，管理层也很重视。”有基金人士告诉记者。

　　但是资金已经出海了再来强调投资人才的培育显示出国内在金融人才培养战略方面的缺失。

　　“现在即使是香港的中资券商，对于国内人才的待遇都是明显比其他人低。同一职位同样的工作，我们在收入方面只是香港人的三分之一。”郭先生告诉记者。

　　而很多中资券商会把部分研究部门设在深圳，深圳这边的研究部门主要是给内地员工办公，郭先生所在的券商同样如此，但是郭先生告诉记者，办公条件方面，也会有差距，“香港那边装有彭博咨询等一些工具，但是深圳这边只有一个实时行情系统。”郭先生告诉记者。

　　“其实一直以来，即使是中资的投行，对于内地人才的培养都不积极。因此，国内人才到了海外投行中，能够进入投资部门的很少，一般都是进入研究部门比较多。”郭先生告诉记者。

　　“要想解决现在人才困境，其实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希望在国内开展业务的一些国际大行提出强制性人才培养要求，国储铜事件、

中航油事件刚刚过去不久，如果中国出去投资的接近2万亿人民币资金全部交给外国人管理，这对于国家的金融安全应该是一个潜在威胁。”郭先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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