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三地私募圈

　　本报记者 孙健芳 周涛 北京、深圳报道

　　私募这个圈子，华丽、多彩，形态各异，这个圈子里面，每个人的特征都很明显，接触他们，你从不会感觉枯燥。

　　6月9日，在北京经济观察报举办的 “私募基金和中国黄金十年”论坛上，深圳赤子之心总经理赵丹阳讲到投资纪律的时候，突然压低声调：“这个世界，是一个混乱的世界，风险收益往往非常不匹配，这时，你可能需要做的是有足够的耐性，就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捕捉猎物，你要很耐心的等待……”混乱的会场，因为赵丹阳的话语，一下子变得很寂静，每个人都感觉处在一个狩猎场中。

　　这仅仅是当天私募会场上的一个片断，其实参会的每位私募基金人士都可圈可点，深圳晓扬投资公司董事长杨骏在谈论

中国经济和私募基金发展关系时，充满了激情；深圳明达投资董事长刘明达则用略带沙哑的声音、儒雅地讲述，“我们这些最轻壮的一代，在社会进入老龄化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深圳尚诚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肖华仍延续其朴实风格，用最简单的话语表示，要珍惜中国经济加速腾飞发展阶段的机遇；而东方港湾投资公司董事总经理但斌在现场朗诵：“秋天的落叶，人生的落叶，春天很短暂……所以怎么看待投资，决定着每个人未来的不同。”

　　与公募基金行业 “千人一面”有所区别的是，私募，是一个张扬个性的行业，每个出类拔萃的私募都需要拥有自己独特的标签。

　　即便如此，私募还是被归纳成一个个圈子。一般来讲，中国私募主要活跃在北京、深圳、上海三地，而这三个私募圈子因地域、文化、经济、人员构成的不同，在投资方面存在着鲜明的反差，业内流行的一句话大体可以概括出这三个圈子对比的区别：北京听政策，上海听消息，深圳看公司。

　　北京私募圈

　　北京的私募，晦涩、势力且低调。

　　在北京的券商营业部里面，经常能看见大户室里坐着一个不打眼的人，这个人往往掌管着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的资金，这是北京私募群体最为常态的存在方式；在北京，你还经常可以碰见一些身份是某某投资公司、某某咨询公司、甚至是某某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募基金人士；而部分证券公司、基金公司的研究员或分析师，因为职位关系掌握着大量的信息，这些人经常为一些客户管理资产，是北京私募的另外一种生存形态。

　　这种生活形态决定了北京私募以最原始、最灰色的方式存在，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分账户操作”，即私募基金经理代理了资金额度不等的各类客户，但每个客户都有独立账户，客户将自己的密码告诉私募基金经理，而私募基金在不同客户的账户上分别运作。

　　由于身处首都，距离决策层较近，业内公认北京的私募特点在于 “听政策”，获得信息成为重要投资决策工具。京城部分私募基金除了技术分析外，还大力培植特殊的人脉资源，其中包括重要的政府官员、券商人士、基金公司职员、资金运作掮客等。

　　京城私募的获利途径主要是与客户划分利润，比如，双方约定

股票账面价格涨幅超过20%就要分成，分成一般按照“二八开”或者“三七开”，即客户获得70%-80%的利润，私募基金分取20%-30%的利润，“行情好的时候，为了防止客户违约，有时候一周要分成2-3次。”一些私募说。

　　这种操作模式也导致北京私募很势利。他们中的一些相互轻视、不愿互相往来；在对资金的追逐上，行情不好的时候，他们频繁出面，通过拉关系、攀交情募集资金；而行情一旦转好，他们马上变脸，开始对客户挑三拣四起来。

　　“因为在天子脚下，所以大家都很低调。”这是京城私募最经常说的一句话，在各种公开的媒体场合，几乎都是深圳和上海的唱戏、京城私募台下听戏，虽然传说有些听戏的私募大鳄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目前市场上公开露面的多数私募们。

　　深圳私募圈

　　深圳的私募，阳光、开放且张扬。

　　深圳拥有一批活跃的私募，你看国内名声正旺的私募大佬：赵丹阳、刘明达、杨骏、康晓阳、钟兆民、但斌、肖华等，都汇聚于此。

　　之所以敢于活跃，是因为深圳的私募要比北京的私募“阳光”很多。而“阳光”与深圳私募的运作模式有关：私募基金与信托公司合作，由信托公司发起设立信托型私募证券基金；对投资者最低投资金额的限制较高；私募自己也要投入一定比例资金，一般投入比例为10%左右；投资者分得大部分超额收益，私募机构收取投资顾问管理费和超额部分的一定比例作为奖励，一般是20%；私募机构不承担保证本金的责任。现在一些有名的私募基金经理如赵丹阳、刘明达、杨骏、但斌、肖华基本上采取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也接近于海外的私募基金。

　　资金受监管、道德风险小是深圳私募“阳光”的重要一面：通过信托公司募集的资金，资金运用受四方监管，即信托公司、银行、证券公司、投资公司。而且私募基金投资有“双十原则”，即投资一只股票不得超过基金总额的10%，持有一只股票的额度不得超过该股票的10%，并需要组合投资，不得炒垃圾股等，坐庄等道德风险就会小得多。

　　另一方面，深圳模式的成功还缘于：深圳私募相对都比较开放，多数私募基金经理都有国外投资的背景和经验，而且他们都相当珍惜多年来在市场中形成的声誉，投资认真、审慎；还有一个原因是，位于深圳的部分信托公司持有开放、创新的态度。例如深国投和平安信托都比较乐于尝试新的投资操作模式，而位于北京的中诚信托、中信信托则比较保守，担心私募运作中的风险。目前，不仅有深圳的私募基金，甚至包括上海睿信投资、上海涌金投资等沪上私募机构，都会舍近求远与深圳的部分信托公司合作。

　　由于阳光化运作和开放的心态，深圳的私募相对比较张扬，赵丹阳的谨慎和果断，刘明达的自信与进取，李驰的艺术家气质，杨骏的深沉和大气，但斌的儒雅，这些构成了深圳私募的最丰富的姿态。

　　上海私募圈

　　上海的私募，精明、专业、柔滑且理性。

　　上海的私募，有如

上海人，精明、专业。上海私募很多都有专家方面的经历，比如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李振宁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私募中的代表，他同时也是中国最早了解国际股市并参与股票买卖的专家之一；再如上海嘉裕管理公司董事长刘方生，本身有在巴克莱环球工作的经历，具有相当的专业背景；还有如景林资产管理公司蒋锦志，本身就在香港市场做过收购基金的业务。

　　上海的私募投资风格介于北京与深圳之间，他们经常乐于做公司调研，对公司的动态了解入微，而公司的信息他们也往往能在第一时间获取，这是他们成功的基础，也是上海私募相当精明的一面。

　　“私募基金在我看来，它是一种投资工具、是一群人、一群机构的总称、是一种商业模式，但它最根本的其实是一种制度。”上海睿信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王丹枫如此阐述私募的概念。

　　由于这份精明，上海私募操作模式显得更加柔滑，比如在上海，上国投和华宝信托所采取的模式则要求私募机构按照一定比例投入资金作为保底资金，并承担投资者本金的责任，在保底的模式下，私募机构获得绝大部分超额收益，与深圳模式分配超额收益正好相反。

　　虽然不少私募基金人士认为，上海模式其实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私募，但王丹枫却认为，至少在目前，相对公募基金而言，私募基金从组织形式、激励约束，以及投资的灵活性等方面看，都是一种进步。

　　上海的私募十分理性，既不过分张扬，也不过分逃避，比起北京和深圳的私募，上海的私募多了一份淡薄和从容。

　　与公募基金行业“千人一面”有所区别的是，私募，是一个张扬个性的行业，每个出类拔萃的私募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标签

　　来源：经济观察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