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外媒在讨论亚投行时，往往从中国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来解读，但笔者认为这并不客观。在之前的一篇网文中，笔者提出中国成立“亚投行”的重要背景，是当前裹足不前的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极大地压抑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是二战后建立的，它有如下的特点：美国是超级大国和主导国，七国集团(G7)是协调平台，后来俄罗斯加入成为了八国集团(G8)，他们开会讨论替全球老百姓定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微博](IMF[微博])、世界银行[微博]和世界贸易组织[微博](WTO[微博])这三大支柱是G7/G8协调平台下面的“腿”，负责组织落实相关决策。

　　这种治理结构自二战之后基本没有变过，其他国家基本上只能遵守，不服从就会受到相应的制裁。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以G7/G8为代表的“富国俱乐部”发现光靠自己的力量还不够，因此号召召开20国集团(G20)会议，一起出钱出力。但实际上，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还是美国说了算，有时已经确定的改革，也不会得到落实。例如，G20在2010年底一致同意改革IMF，决定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以便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投票权，同时欧洲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两个执行董事席位，提升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但最终美国国会拒绝批准这个方案，改革无疾而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亚投行是被迫之下的无奈选择。

　　当然，从经济上看成立亚投行也是一笔好生意。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蕴藏商机，而且如果能够促进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亚洲的经济发展潜力就会进一步释放。从亚洲情况看，确实也缺少这么一个开发机构。

　　创建于1966年的亚洲开发银行是美国和日本主导的。姑且不说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亚开行显示出的政治倾向，单就亚开行自身来说，经过多年发展也已经是暮气沉沉，贷款发放标准不一，很多亚洲国家在这个体系下，难以融到所需要的发展资金。

　　很多国家对亚投行有很大期待，有的不远万里来加入，截至30日，意向创始成员国已达43个。但同时也有部分国家对亚投行持消极甚至反感意见，比如美国和日本。美日采用何种态度面对亚投行，不仅关乎经济利益，而且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发展都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从经济上看，美日应该积极参与亚投行这笔好生意。从全球经济大格局的调整来看，亚洲正在成为全球新的经济重心。经过多年发展，亚洲各国的经济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最为关键的是，随着经济发展亚洲中产阶层正在日益崛起，将会形成具有巨大购买力的全球需求，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从亚洲的实际情况看，做好了基础设施建设，亚洲经济发展的潜力还会继续被激发，这些都会带来很好的经济收益。

　　积极参与亚洲的经济建设，对美日实现其经济目标有重要意义。实际上，为了利用亚洲的经济发展机遇，美国早早定下了“重返亚洲”的政策基调，希望能够搭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实现其“出口倍增”目标。消极对待亚洲发展，对美国并无好处。当然，美国提出要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但要看到，亚洲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达不到这个标准。美国在亚洲推进TPP，最不容易的原因即在此。日本的情况也是一样，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直接受益者是日本经济，对国内市场狭小的日本来说，融合的亚洲大市场必令其获益良多。

　　从战略上看，美、日对抗中国甚至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要求，将是缺乏战略远见的。在亚投行问题上，美日释放的信号可能至关重要，将对世界经济治理体制都有很大影响。当前的世界形势，已经不是“两极世界”，也不是“富国俱乐部”能够左右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经济金融问题等等，很多已经是全球性的。因此，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必须依靠全球性合作，需要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而拒绝导致的最大后果可能是进一步撕裂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甚至全球化的趋势也会受到干扰。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表示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经贸关系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而新型大国经贸关系的内涵之一，就是要在国际经济治理上进行有效合作。美日不参加亚投行是小事，毕竟亚投行也只是个小舞台，规模也比较小，定位也相对专业化，但美、日等大国的敌视思维和态度将很容易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增加全球发展的风险。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