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呼声此起彼伏，G20国家之间也多次对此加以磋商。国际经济新秩序究竟如何构建，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日前举办的“文明对话与全球挑战”国际论坛上，记者采访了IMF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裁、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Mi chel Camdessus)，请他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道德伦理层面上的约束比技术防范更重要

　　文汇报：您这次来上海参加学术活动，可以感受东西方的科技与文明在上海的日益交融。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却是愈演愈烈。尽管欧盟出手以7500亿欧元紧急救市，但是人们还是担心，“病猪四国”(PIGS，指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问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您认为欧洲能够顺利度过或摆脱这次危机么？

　　答：我对此不会怀疑。这次危机是市场失灵和恐慌的典型事例，我并不完全相信市场的力量和公正性。市场是由人构成的，他们有聪明才智，也有弱点，有时，当人们的才能出了错，就会引发恐慌，这次就是一个例子。政府应该一直监控市场，以此避免市场恐慌和经济生活的混乱。当然，市场大多数时候可以达到自身的动态平衡，但当它充斥着非理性、出现混乱时，政府就应该有所行动，以防止危机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影响到市场中的更多参与者。我们应该站出来说，不，这不应该发生，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制止它。现在，欧洲的应对是正确的，当然，他们如果能够早些采取措施会更好。

　　文汇报：有人也提到，此次“病猪四国”的债务危机，一些评级机构难脱干系，他们不断调低这些国家的信用等级，其后面是有阴谋的，意在做空欧元。您认为是否存在一些人所担心的“货币战争”的阴谋？

　　答：当人们碰到危机或出乎意料的情况时，总是倾向于找替罪羊，让其他人成为问题的罪魁祸首，并接受惩罚。如果找不到替罪羊，就会想到阴谋论。有时的确存在着阴谋，但有时却是因为机构出了错，有待我们去纠正。

　　在希腊问题上，那些评级机构确实犯了一些错。但是政府也错了，它不应该让评级机构拥有权力来做出判断，直至让这些判断来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希腊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评级机构的判断引发的；希腊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来平衡财政支出，他们在某些时候向市场隐瞒了信息。现在，我们要纠正这些问题。希腊政府采取了措施，欧洲其他国家也正在动用强有力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我们希望，这次危机可以给希腊带来更平衡的发展。

　　文汇报：您曾经比较分析过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与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认为危机的发生既有技术层面上的不足，又有道德上的缺失。的确，许多人都在从道德伦理层面反思经济危机。问题在于，与技术上的防范相比，要在道德伦理层面约束人们的行为，是不是显得更为困难呢？

　　答：是很困难，但是非常重要。它很困难，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道德伦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同时，要是不重视道德、伦理、责任感、正义感，哪怕我们有很先进的技术方案，我们仍旧会碰到同样的灾难，所以，在技术领域的进步必须和精英们联合起来，新生代的精英应该有更强的能力，能够比我们这代人做得更好，否则，你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危机将会更大。

　　对IMF的改革建议是出于长期的考虑，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文汇报：您在讲演中提到，我们必须将正在面对与处理的问题视为一个相关联的整体，问题在于，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究竟能够或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首先，我觉得IMF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常的机构。它是二战后开始构建的，把各个国家的钱集中起来作为储备，以便于在某一国出现问题时提供帮助，摆脱困境。二战结束时，世界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世界更加需要IMF。当然，1945年至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必须改革IMF以适应新的世界分配格局，处理新的问题和风险，提供新的全球治理工具，使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大家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做很多工作。G20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没有真正改变IMF的治理结构。

　　我们建议，拓宽IMF的委任托管权，使之涵盖所有金融问题的监管；之前，它仅仅局限在汇率变动、贸易平衡等问题上。这样一来，就必须赋予IMF更大权力，同时，必须给予IMF以更多的民主，确保世界各国根据各自大小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程度，来对IMF进行治理。现在，IMF的管理者主要是美、日、欧。这种局面需要改变。这意味着中国、巴西、印度更重要了，同时要相应减少欧洲的份额。旧的安排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所形成的，也就是美国领导世界银行，欧洲领导IMF。IMF的管理权应该向全世界开放。我期待着有中国人出任IMF的总裁。

　　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改变现在的贸易不平衡、美国赤字不断增加、中国盈余不断增加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对一系列问题保持关注。我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建议，也就是构建特别提款权并使它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从而逐渐减少一部分国家过多的外汇储备，平衡其他国家的赤字，从而用一种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来替换美元储备。这对大家都有利。

　　文汇报：您前面提到了国际经济中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经历两次金融危机后，在您看来，IMF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在短时期内能够看到一种体现全球正义的治理机构出现么？

　　答：我并不认为这些改革是长期的任务，这些政策应该现在就执行，没有任何理由延缓我们的行为。对IMF来说，现在必须行动。G20决定增加IMF的基础储备2000亿美元，让它可以在困难时期自由行动，这些也都必须立即去做。当然，有关替代货币的设想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机制。所以，尽管许多改革的建议是出于长期的考虑，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文汇报：最近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重提高了，您也建议在IMF进行相似的改革。这对中国而言固然是好事，但同时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责任更大了？

　　答：我相信，所有的国家都是一家人，每个成员都应该为其他成员的美好生活承担责任。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来说是正常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正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建议加速中国在IMF提升发言权的进程。对于巴西、印度也是一样。必须看到，以前，中国在IMF中的权重还很低的时候，IMF做出重要决定也是邀请中国到场的。

　　IMF仍然是应对全球最严重问题的重要机构

　　文汇报：您上世纪担任IMF总裁有十多年时间(1987-2000)。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的作为，也遭遇过不少人的批评。一些人认为IMF为发达国家提供贷款作用明显，对贫困国家施以援手相当不够。自1945年设立以来，IMF是否真正扮演好了“危机防范者”或“危机管理者”的角色？

　　答：你知道，世界总是需要替罪羊，我前面讲评级机构的问题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IMF也是比较理想的替罪羊，因为它没有花钱来建立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所以，就带来一些对IMF并不公平的批评，这伤害了IMF。但是我相信，历史会告诉我们，到底谁做了好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IMF曾经在世界处于困难的时候，解决了很多复杂多变的问题，现在，人们仍旧给予IMF以足够的信任，让它成为应对全球最严重问题的重要机构。

　　文汇报：在您担任IMF总裁期间，您认为自己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是什么，最感到遗憾的事又是什么？

　　答：我知道，我们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在IMF工作时，很多时候是在说服一些大国对穷国更加慷慨。我们看到，中国遵循了IMF提供的建议来管理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预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IMF在继续给予中国以智力支持的同时，在非洲又取得新进展，在那里做得很不错。IMF有非常杰出的员工，他们时刻准备着。欧洲面临困难，也会听从IMF的建议，这种信赖说明，IMF仍旧是非常好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