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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 世界更加需要IMF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5月17日 09:53  东方网-文汇报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呼声此起彼伏,G20国家之间也多次对此加以磋商。国际经济新秩序究竟如何构建,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日前举办的“文明对话与全球挑战”国际论坛上,记者采访了IMF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裁、法国人米歇尔·康德苏(Mi chel Camdessus),请他就相关问题发表了看法。

  道德伦理层面上的约束比技术防范更重要

  文汇报:您这次来上海参加学术活动,可以感受东西方的科技与文明在上海的日益交融。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却是愈演愈烈。尽管欧盟出手以7500亿欧元紧急救市,但是人们还是担心,“病猪四国”(PIGS,指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的债务问题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危机。您认为欧洲能够顺利度过或摆脱这次危机么?

  答:我对此不会怀疑。这次危机是市场失灵和恐慌的典型事例,我并不完全相信市场的力量和公正性。市场是由人构成的,他们有聪明才智,也有弱点,有时,当人们的才能出了错,就会引发恐慌,这次就是一个例子。政府应该一直监控市场,以此避免市场恐慌和经济生活的混乱。当然,市场大多数时候可以达到自身的动态平衡,但当它充斥着非理性、出现混乱时,政府就应该有所行动,以防止危机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影响到市场中的更多参与者。我们应该站出来说,不,这不应该发生,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手段来制止它。现在,欧洲的应对是正确的,当然,他们如果能够早些采取措施会更好。

  文汇报:有人也提到,此次“病猪四国”的债务危机,一些评级机构难脱干系,他们不断调低这些国家的信用等级,其后面是有阴谋的,意在做空欧元。您认为是否存在一些人所担心的“货币战争”的阴谋?

  答:当人们碰到危机或出乎意料的情况时,总是倾向于找替罪羊,让其他人成为问题的罪魁祸首,并接受惩罚。如果找不到替罪羊,就会想到阴谋论。有时的确存在着阴谋,但有时却是因为机构出了错,有待我们去纠正。

  在希腊问题上,那些评级机构确实犯了一些错。但是政府也错了,它不应该让评级机构拥有权力来做出判断,直至让这些判断来影响经济系统的稳定。希腊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评级机构的判断引发的;希腊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来平衡财政支出,他们在某些时候向市场隐瞒了信息。现在,我们要纠正这些问题。希腊政府采取了措施,欧洲其他国家也正在动用强有力的资源来帮助他们。我们希望,这次危机可以给希腊带来更平衡的发展。

  文汇报:您曾经比较分析过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与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机,认为危机的发生既有技术层面上的不足,又有道德上的缺失。的确,许多人都在从道德伦理层面反思经济危机。问题在于,与技术上的防范相比,要在道德伦理层面约束人们的行为,是不是显得更为困难呢?

  答:是很困难,但是非常重要。它很困难,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对道德伦理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同时,要是不重视道德、伦理、责任感、正义感,哪怕我们有很先进的技术方案,我们仍旧会碰到同样的灾难,所以,在技术领域的进步必须和精英们联合起来,新生代的精英应该有更强的能力,能够比我们这代人做得更好,否则,你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危机将会更大。

  对IMF的改革建议是出于长期的考虑,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文汇报:您在讲演中提到,我们必须将正在面对与处理的问题视为一个相关联的整体,问题在于,在处理全球事务时,像IMF这样的国际组织究竟能够或者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答:首先,我觉得IMF对于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平常的机构。它是二战后开始构建的,把各个国家的钱集中起来作为储备,以便于在某一国出现问题时提供帮助,摆脱困境。二战结束时,世界需要这样一个机构;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世界更加需要IMF。当然,1945年至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们必须改革IMF以适应新的世界分配格局,处理新的问题和风险,提供新的全球治理工具,使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大家庭。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做很多工作。G20做了一些工作,但还没有真正改变IMF的治理结构。

  我们建议,拓宽IMF的委任托管权,使之涵盖所有金融问题的监管;之前,它仅仅局限在汇率变动、贸易平衡等问题上。这样一来,就必须赋予IMF更大权力,同时,必须给予IMF以更多的民主,确保世界各国根据各自大小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程度,来对IMF进行治理。现在,IMF的管理者主要是美、日、欧。这种局面需要改变。这意味着中国、巴西、印度更重要了,同时要相应减少欧洲的份额。旧的安排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所形成的,也就是美国领导世界银行,欧洲领导IMF。IMF的管理权应该向全世界开放。我期待着有中国人出任IMF的总裁。

  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改变现在的贸易不平衡、美国赤字不断增加、中国盈余不断增加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对一系列问题保持关注。我同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建议,也就是构建特别提款权并使它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货币,从而逐渐减少一部分国家过多的外汇储备,平衡其他国家的赤字,从而用一种更加稳定的国际货币来替换美元储备。这对大家都有利。

  文汇报:您前面提到了国际经济中很多需要改革的地方。经历两次金融危机后,在您看来,IMF最需要改革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在短时期内能够看到一种体现全球正义的治理机构出现么?

  答:我并不认为这些改革是长期的任务,这些政策应该现在就执行,没有任何理由延缓我们的行为。对IMF来说,现在必须行动。G20决定增加IMF的基础储备2000亿美元,让它可以在困难时期自由行动,这些也都必须立即去做。当然,有关替代货币的设想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机制。所以,尽管许多改革的建议是出于长期的考虑,但是,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

  文汇报:最近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重提高了,您也建议在IMF进行相似的改革。这对中国而言固然是好事,但同时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责任更大了?

  答:我相信,所有的国家都是一家人,每个成员都应该为其他成员的美好生活承担责任。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对于成长中的中国来说是正常的,对中国有好处,对世界也有好处。正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建议加速中国在IMF提升发言权的进程。对于巴西、印度也是一样。必须看到,以前,中国在IMF中的权重还很低的时候,IMF做出重要决定也是邀请中国到场的。

  IMF仍然是应对全球最严重问题的重要机构

  文汇报:您上世纪担任IMF总裁有十多年时间(1987-2000)。亚洲金融危机期间,IMF的作为,也遭遇过不少人的批评。一些人认为IMF为发达国家提供贷款作用明显,对贫困国家施以援手相当不够。自1945年设立以来,IMF是否真正扮演好了“危机防范者”或“危机管理者”的角色?

  答:你知道,世界总是需要替罪羊,我前面讲评级机构的问题时就谈到过这个问题。IMF也是比较理想的替罪羊,因为它没有花钱来建立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所以,就带来一些对IMF并不公平的批评,这伤害了IMF。但是我相信,历史会告诉我们,到底谁做了好的事情。同时,我们看到IMF曾经在世界处于困难的时候,解决了很多复杂多变的问题,现在,人们仍旧给予IMF以足够的信任,让它成为应对全球最严重问题的重要机构。

  文汇报:在您担任IMF总裁期间,您认为自己做得最有价值的事是什么,最感到遗憾的事又是什么?

  答:我知道,我们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我在IMF工作时,很多时候是在说服一些大国对穷国更加慷慨。我们看到,中国遵循了IMF提供的建议来管理自己的货币政策和财政预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IMF在继续给予中国以智力支持的同时,在非洲又取得新进展,在那里做得很不错。IMF有非常杰出的员工,他们时刻准备着。欧洲面临困难,也会听从IMF的建议,这种信赖说明,IMF仍旧是非常好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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