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根源

　　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构性不对称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正式签署，奠定了欧盟的制度性基础。

　　根据马约，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将货币政策的权力上交，而财政政策方面需要符合四项趋同标准：该国政府的年度预算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政府未清债务总额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该国的通胀率不得超过通胀率最低的欧盟三国平均水平的1.5%，长期名义利率平均值不得超过通胀率最低的欧盟三国平均值的2%。

　　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欧元之父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欧元区成员国在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的三项选择中，最多只能达成其中的两项。而欧元区的这个三角组合，就是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完全丧失独立货币政策的结合。

　　对于完全丧失了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欧元区国家，财政政策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要素。当宏观经济形势变得严峻，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困难的时候，欧元区国家唯一的政策空间就是扩大财政支出。

　　“在原来的财政体制下，融资的风险需要由各国政府独自承担，各国必须考虑自己的承受能力。而当一个超国家货币当局出现，就存在道德风险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宋玮如此分析欧元区固有的机制问题。

　　这种道德风险体现在：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以及共同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各国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不再担心自身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对本国的货币和物价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而一个统一而强大的欧元的出现及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各国的融资范围扩大，融资成本相对下降，政府更愿意以债务的形式融通资金。

　　“为了避免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欧盟在《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中规定对超出马约四项趋同标准‘警戒线’的国家实施金融制裁，要求违规成员国缴纳一定的不付利息存款，如两年内财政赤字情况没有得到好转，这笔存款就会转为罚金。”宋玮说。

　　但是由于《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中的免责与例外情况太多，处罚程序复杂繁琐，实质上实施的难度很大，如在一年中实际GDP下降2%或更多时，允许为期两年的暂时过度赤字，即使实际GDP下降不足2%但是超过了0.75%时，也可为过度赤字申请例外。

　　这也是整个欧元区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核心国家2005年以来财政收支一路长鸣地超越“警戒线”的原因。

　　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欧元区成员国的财政政策有着难以遏制的赤字倾向。

　　作为欧元区成员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缺乏拯救经济的可靠手段，既无法让货币贬值，也不能调低利率或多印钞票以刺激借贷，只能依靠出售更多的国债来筹集资金。但目前市场对于这样国家的财政和债务前景并无足够的信心，因此想要出售更多的国债只能支付更高的收益率，因而每一次再融资都会进一步加重其财政负担，为经济复苏的前景蒙上阴影。

　　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暴露了欧元体系的根本弊端，救援方案仅仅能够避免其短期违约风险，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其中长期债务压力。在没有货币政策相配合的情况下，希腊为遏制债务危机对欧盟做出的财政赤字削减承诺，则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下滑和通缩风险。

　　要从根本上避免危机重演，欧元区的制度框架就必须变革。然而截至目前仍然看不到任何框架性的改革提案。

　　“即使考虑现在所有的改革框架提案，上述道德风险问题仍然无从解决。”5月5日宋玮对本刊记者表示。

　　欧元的未来

　　在欧元区体制设立之初，马约的设计者就已经意识到：仅有一个统一的货币政策而缺乏协调的财政政策，当成员国的经济异质性愈加明显的时候，危机就会出现。

　　“但设计者认为，即使出现危机，由于统一的货币政策已经给其成员国带来了好处，欧盟就只能向前走，不能后退。在演进的过程中，必然会设立一个统一的财政部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副所长丁一凡对本刊记者说，“但是危机爆发了，欧元区形成统一财政的设计并没有实现。虽然法国发出了一些成立统一财政部门的声音，但是遭到了德国的反对。”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不对称选项中，欧元区成员国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即或者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同性提高，建立一个具有财政部功能的财政政策协调机构；或者是需要独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结合才能推动经济发展、顺利渡过危机的国家，以主动或是被动的方式脱离出欧元区，以保持欧元区国家的经济同质性。

　　从1957年《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为了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强大欧盟已经努力了半个世纪。包括约翰？莫尔丁在内的几位美国分析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欧元不可能解体，不应低估了欧盟的政治向心力。

　　“区域合作本身潜藏着众多风险，但是欧元区解体的可能性不高。欧元区一旦解体，对德国、法国来说，政治、经济代价非常大。目前欧元区并没走向到达崩溃的边缘，欧洲有实力解决。”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余永定说。

　　然而在欧元区内引入退出机制，是题中要意。

　　“希腊的债务问题就是一个有没有退出机制的问题。”谢国忠说，当希腊政府已经无法通过常规政策手段走出危机，只能通过紧缩经济，上演时间推动变革的“衰退疗法”，退出欧元区是希腊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

　　而欧元区国家事实上的经济异质性，也让“南北欧元”的讨论日渐热烈：即将经济状况相对好的成员国归为一个欧元区子集，奉行相同的货币政策；将经济状况相对落后的成员国，归为另一个子集，奉行另一套货币政策，以增强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经济节奏的协调性。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认为，欧元的问题要靠制度的协调，货币只是形态上的统一，分立欧元既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也不能解决政治问题，欧元区的稳定发展仍然有赖其经济情况的统一。(黎敏奇 熊锋 郇公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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