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报》：那么，人民币升值真的能治好美国的“贸易逆差病”吗？

　　胡永泰：我们该如何看待诸如“人民币升值40%”这样的论断呢？让人惊讶的是，我发现中国对西方论断进行回应时都在担心会对出口造成很大影响。我们看看其他国家的做法，日本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想说的是，如果能够从日本吸取教训的话，这个教训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变动可以改变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但它不能够从整体上改变美国的贸易不平衡状况。从数据看，1984年到1988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50%，美日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确实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来说，美国自身的贸易不平衡状况却没有得到多大的变化。原因是日本的货物贵了，美国转而从其他亚洲国家购买商品。

　　从数据也可以看到，日元对美元急剧升值，1985年1美元兑239日元，1988年即升值到1美元兑128日元。尽管如此，美国的全球经常账户赤字也只从GDP2.1%降至1.7%，降幅很小，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国转移了日本这个进口市场，开始从其他国家进口产品。同理，就算人民币大幅升值40%，也不会给美国贸易赤字带来大幅变化。

　　我们再看中国对美国出口，50%是从外资公司或者中外合资公司出口到美国的。如果人民币升值40%的话，我想很有可能很多在中国的企业就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比如越南和印尼。现在的设想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话，其他国家的货币也要升值，比如印尼就说人民币升值了我们就跟着啊。但事实是，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都不会选择升值，因为他们的经济同样不景气，他们也需要刺激出口。除非从其他所有的亚洲国家都不进口，又除非其他亚洲国家都集体升值，美国才会从中受益，否则的话就没有任何好处。不知中国的学者认为我的论断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世界巨变让美国更脆弱

　　《国际金融报》：既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那美国人的不满情绪为什么这么大呢？

　　胡永泰：究竟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不爽呢？经常性账户的不平衡，表明了美国以及中国的问题，这对美国不好，对中国同样没有好处，它也反映了中国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来讨论一下问题究竟何在。如果双方都有问题的话，那么解决方案就应该来自于双方的共同行动，而不能说让一个国家来作调整，另外一个国家维持不动。我们要找到一个平衡的方法。

　　先看美国这边。过去几年，美国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高涨，实际上在2008年9月之前，最早从2000年开始，就已经高涨了。我们研究发现，美国工人的不开心实际上是因为与日俱增的快速全球化导致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快速的科技创新。全球化最快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最大的浪潮是1990年1月1日东欧的“自我封闭”解除，当时全球大概有23亿劳动力，其中11亿在生产全球贸易的产品，12亿没有参与到全球市场。1990年后，这12亿劳动力迅速参与到国际劳动力分配中来，国际劳动力总量一下子翻番了。这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标准模式的解释是：穷国向富国出口更多，从而穷国的工资上升，富国则会面临工资压力和竞争压力。这个模式可以看出，全球化意味着富国工资停滞，穷国工资上升。如果这个螺旋是对的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美国工人对全球化这么不满了。

　　然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个预测并不是事实。1997年之后美国的贸易赤字在逐步上升，同时，全球化加速时，就业率也在上升，美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在继续上升。美国进口虽然更多，失业率却在下降，工资水平又在上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公司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愿意支付更高工资，是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换句话说，劳动生产率不提高是没有办法支付更高薪资的。

　　正是科技巨变、信息革命改变了组织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了失业率并推升了工人工资。那美国工人为什么还要抱怨呢？这是因为科技创新也有负面效应，它在带来高工资的同时，也让工人的技能很快过时，人们需要不断地提高技能从而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如果不能跟上这个步伐，那就只有离开选择其他工作，只能做一种临时工。统计显示，美国25到34岁年龄段的人换工作的频率明显增高，同一个工作过去要做很长时间，现在最多只能做8年。

　　同时，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够健全。从G7(指西方七大工业国美、英、法、德、意、加、日，G8前身)来看，德国失业救济金是78%，加拿大和法国是76%，美国只有53%；更糟糕的是，医疗保险由公司提供，如果是雇员就可以享受好处，但失业的话就连医疗保险也失去了。科技创新促使频繁跳槽，但社保体制却不能提供足够支持。要解释美国人为什么不满意，就要看两方面的情况，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全球化导致更多进口，而技术创新给就业带来的影响甚至要超过进口。

　　并且，今天的世界变化更多，这些变化使美国更脆弱，并且每个变化都要作出调整。当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向美国出口的时候，增量比较小，而东欧、印度加入国际市场后，带来的影响却是巨大的。美国对贸易关系的调整更加频繁，包括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冷战时期的盟国。“9·11后遗症”就是让人们作不出最好的决策，韩美自由贸易协议(KORUS FTA)就是例证。并且，北美自由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保罗·萨缪尔森和布兰德(PaulSamuelson’s & Alan Blinder’s)撰文呼吁说，自由贸易对穷国有利、对富国没有好处。这就像主教说，天主教不是最好的宗教了。

　　黄泽民：中美贸易逆差，责任在美国。两个国家贸易出现差额，并不意味着顺差的一方在贸易中具有竞争力。美国人的竞争力并不是转基因大豆，而是高科技技术、产品和军火。然而，“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北约1949年成立1994年解散)思维，仍是美国对华贸易的行动纲领。美国应放弃冷战思维，按最优要素禀赋进行对华贸易，比如将高科技产品、F16战斗机出口中国，对华贸易将自动平衡，说不定还会顺差呢。

　　黄泽民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民建中央财政金融委员会主任，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领域和成果：国际货币经济学、国际金融、货币与金融理论。近年来承担了国家财政部、国家教育部、上海市政府、金融机构委托的研究项目十余项。代表性著作：《浮动汇率制与金融政策》、《日本金融制度论》。1999年至2003年期间发表论文20余篇，教材两部。

　　胡永泰(Woo Wing Thye)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布鲁金斯学会兼职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全球化与可持续性发展研究中心的东亚项目主任。胡永泰教授目前主要致力于研究国际金融架构，经济增长理论，汇率经济学，以及东亚问题(特别针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胡教授著述丰富，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并出版了多部专著。他于1985年2月发表在《国际经济学季刊》上的文章“理性预期条件下汇率决定的货币分析法——美元兑荷兰马克的案例分析”，被评为该季刊30年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25篇文章之一。

　　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Sachs)

　　现任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哥伦比亚大学健康政策与管理中心教授，同时也是联合国秘书长的特别顾问，因在国际经济和发展领域建树颇丰而享有盛誉，被誉为“休克疗法之父”。自1999年9月至2000年3月，他曾在国际金融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任职，此委员会由美国议会建立。杰弗里·萨克斯给拉丁美洲、东欧、前苏联、亚洲和非洲多个国家的政府做经济顾问。他还是《全球竞争力报告》顾问部的联合主席，IMF、世界银行、OECD及联合国发展项目的顾问。纽约《时代》周刊曾经称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家”，2004年他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最具权威和影响力人物”之一。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他在哈佛大学学习和工作逾20年。他也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和“The End ofPoverty”的作者。

　　来源：国际金融报

　　撰稿人：王丽颖 见习记者 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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