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汇率体制的不满似乎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美国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E)的资深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就曾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40%，应该升值40%。时至今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20%，可被“低估40%”的呼声还是没有变化。并且，这一不满愈显白热化。

　　近期，更是有130多名美国议员联名要求奥巴马政府下月发布有关汇率操纵的定期报告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也撰文称，是时候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了。他认为，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上的久不松口已经“明显拖累”全球经济复苏。

　　很明显，从美国政界反应和媒体的舆论来看，这次“汇率操纵论”来势汹汹，力度似乎比以往更为严厉。中国是否会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美国缘何对中国汇率耿耿于怀？该如何解开中美汇率论战背后的心结？中国又该如何避免陷入汇率与出口双受阻的怪圈？为了求解这些难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黄泽民教授，又趁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胡永泰(Woo Wing Thye)和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健康政策与管理中心教授杰弗瑞·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上海社会科学院讲学间隙分别对之进行了采访，胡永泰先生并授权本报使用他的演讲稿及相关学术论文。本文即是对几位学者的采访和演讲稿及学术论文的综合整理，标题为记者所加。

　　操控论折射强国“找茬”思维

　　《国际金融报》：从媒体报道似乎可以看出，这次美国对人民币汇率施压，力度明显比以前大。

　　黄泽民：人民币汇率问题比较复杂，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从经济角度看，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不是谁说了算，它有多种衡量标准，比如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3年里国际收支基本平衡，那么就可以认定其是均衡汇率。

　　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则是经常性存在的，在当年所谓工业化国家之间，也从来就没有过平衡，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由。那时的国际收支主要指经常项目(即CurrentAccount，指本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时经常发生的项目，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最主要的项目，包括对外贸易收支、非贸易往来和无偿转让3个项目)中的贸易项目，布雷顿森林体系从1945年建立就有着先天的不平衡，当时美元是惟一的国际货币，所有国家必须用美元结算，这意味着美国只有逆差，其他国家才能获得美元。这导致美国、日本和西德等国家之间出现了不平衡，进而导致了该体系的崩溃。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直接后果则是强化了主流经济学家已有的“固定汇率制出了问题”这一判断，经济学界转而认为只有浮动汇率制才能调节国际贸易收支平衡。因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国际汇率体系，汇率体系的衡量标准则在于能否自动调节大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平衡。然而，即使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大多数国家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国际收支却仍然没有平衡，尤其是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更加严重。

　　贸易逆差对不同国家的意义却不一样：对小国来说，他们担心的是外汇短缺；而对美国来说，担心的则是就业、财政赤字等其他内部经济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通常都是靠资本收支顺差来平衡。从历史来看，美国国内经济一旦出现严重问题，一贯的做法就是把矛头对准国外找茬。最著名的是1971年8月15日出现的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日本人的说法。第二次则指尼克松的“关岛主义”出台后，为改善与中国关系以共同应对苏联，1971年基辛格访华为尼克松访华作铺垫。这一事件直到公布前的最后一刻才通知日本政府，从而给日本政坛和外交带来极大冲击，被称为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美国当时出现了1893年以来的第一次贸易逆差，尼克松颁布三大经济新政：第一，对进口商品加征10%附加税；第二，国内冻结工资和物价；第三，停止外国用美元兑换黄金。

　　1985年里根也碰到类似问题，经常账户赤字与GDP之比达到了4%。里根实行了双高双赤字政策，即高美元和高利率，财政赤字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1985年，里根召集五国财长开会，签订了广场协议，迫使德国马克和日元升值。

　　《国际金融报》：您觉得这次美国再次干预汇率与以往有什么不同？

　　黄泽民：这次美国对中国汇率施压问题比较复杂。尽管金融危机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各国都在恢复，但由于没有经验，主要国家都没有选择退出。比如中国，从今年对信贷总规模的安排、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和央行的票据操作来看，总体比较温和，可进可退。美、日也是这样，总体情况比中国还差；欧元区更差，他们还要面临欧元的稳定问题。

　　希腊危机就是一个例子。美国可以通过发行货币走出危机，但希腊的货币发行权控制在欧洲央行手上，很难自救。而同时欧元又是一种过渡性的多国联合的主权货币，存在制度缺陷(财政政策没有统一。欧元长期稳定的前提是欧元区国家至少要在财政上统一，而财政统一的前提是政治统一，建立邦联制国家是最低要求)，一旦出问题，财政管理当局很难自救。

　　在这样复杂的经济形势下，美国国内经济复苏艰难，遂转而拾起老本行开始对外找茬。

　　人民币“吃药”治不了“逆差病”

　　《国际金融报》：中美贸易逆差，真的让美国的不满情绪达到如此地步了吗？

　　胡永泰：如果说2004年西方世界的不满意还比较能够接受的话，现在就已经达到白热化程度。如果这个问题不好好解决，很可能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崩溃。我们要记住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贸易问题当时就已存在，对后期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显而易见。

　　2008年11月在弗吉尼亚召开的G20峰会，不能达成一致的就是所有国家都应该确保自己没有采取保护主义；2009年3月在伦敦G20峰会上，大家认为，20国有17国实际上都存在不同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

　　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没中断，近期表现得更加频繁。美国中期选举(今年11月进行)，奥巴马和希拉里有很多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共识，就是都说会签署一个法案，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25%的惩罚性关税。

　　在奥巴马胜选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全球的金融混乱。2008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就说，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因为中国，因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太大导致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倒闭；2009年9月至11月，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和钢管增加关税；今年3月15日，保罗·克鲁格曼又提出对中国商品征收25%的进口附加税。

　　现在很多人认为，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而尼古拉斯·拉迪则说：“如果纯粹从经济方面考虑，早就应该给中国贴上汇率操纵国的标签了。”他形容中美关系说，如果美国是违禁药的使用者，那中国就是卖违禁药的人。这个表达其实不一定准确。

　　这些天，美国国会在争论对中国商品征收25%进口附加税的事。《纽约时报》也说，中国的固定汇率制，实际上是一种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政策。《金融时报》也登载了两篇文章，第一篇说中国是全世界信贷问题的罪魁祸首，另一篇文章说WTO规则应该修订，因为中国所做的就等于保护主义，已经违反了WTO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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