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您认为美国救援银行系统的动作太慢，但也有人认为美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规模太大，已经超出了政府可以负担的范围。您可以看到，今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2%，因此并不是步伐太慢，而是能力不足，您对此怎么看？

　　尤里·达杜什：美国财政赤字激增的问题的确让人不安，而且长期来看美国财政状况将较为困难。但是美国别无选择，无论如何美国都要向金融系统伸出援手，晚行动不如现在早行动，否则危机将越来越严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金融危机拖得时间越长，后果就越严重，所以数月之后救援金融系统的代价将增加2-3倍。

　　目前美国的信贷流动还未恢复正常，金融系统中存在很多问题。同样在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等方面都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光靠财政刺激和降低利率是不能完全解决的。要让信贷流动恢复正常、市场恢复信心，关键是帮助银行系统剥离不良资产，另外还要对有问题的资产和市场进行政府担保和干预。只有这样，美国才可能走向经济复苏。

　　如果按照政府负债对GDP占比来看，美国这一数值大概在40%-60%之间，二战后美国的这一占比曾超过120%，当时英国更是高达400%，现在日本政府的这一占比仍达170%，我们不希望演变成如此困难的局面，不过救援金融系统的代价是不可回避的，对美国而言其最终要迈出这一步。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花旗集团和AIG已经耗费了美国政府多少钱，根本问题就是美国别无选择，这就是解决危机的代价，只能接受，并尽快解决问题。

　　《21世纪》：近来对于救援金融系统的方式有很多争论，尤其是关于国有化的问题，您怎么看？

　　尤里·达杜什：在我看来，应该尽量避免将银行国有化。首先，政府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和经营银行。现在的银行规模巨大、业务复杂，而且美国有8000家以上的银行，其中需要政府救助的大概有上百家，因此政府无法负担这么沉重的管理包袱。另外，如果只是将银行系统部分国有化，就潜伏着不公平竞争的因素，尤其在目前市场缺少信心的情况下，被国有化的银行将在同业竞争中处于优势。不管怎样，国有化银行都是一项成本高昂的计划，所以这当然不是救援金融系统的最佳选择。

　　不过，美国现在的问题是尚未找到其他能恢复银行信用的可靠方案。需要什么样的可靠方案呢？也许就是国家给银行作担保，就像英国的做法，政府给所有银行作担保。美国财长盖特纳提出的方案是由公共与私人部门协作成立合资机构，通过竞价来购买银行不良资产，也许该方案能奏效，但操作起来似乎很复杂。即使有效，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对此，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假如美国尝试了各种方案还无法解决银行系统的问题，那么最终只能重回国有化银行的道路。在国有化银行的框架下，剥离不良资产十分简单，仅仅是会计计量上的变动，政府承担不良资产并将它独立于银行之外。当年中国、瑞典都是类似的做法，其好处是简单易行。国有化银行也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而且在美国这还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有一些美国政治家十分反对。

　　这场危机可能比大萧条更严重

　　《21世纪》：您说政策执行者在这次危机中做得并不到位，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是以研究1929年大萧条而著名的经济学家，假如他这样的人都做得不行，那谁还行？

　　尤里·达杜什：我认为伯南克作为美联储主席已经尽职尽责的完成了应对危机的工作。我前面说美国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动作太慢，尤其是在救助银行的方面，但这主要不属于美联储主席的职责范围，应该是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工作。伯南克在危机中采取了降息和向银行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措施，这两项政策都是为了阻止危机的蔓延和恶化。然而美国的关键问题在于银行系统没有得到及时的支持和帮助，这并非伯南克的错。

　　不久前我在华盛顿听了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关于目前经济危机的讲话。她认为，我们通过学习1929年大萧条的经验，以为自己知道了如何解决这场危机。但大萧条发生在70多年以前，我们大部分人都没有亲身经历过，我们总是将这场危机和大萧条作比较。我想提醒大家——这场危机有其特殊之处，并有可能比大萧条更为严重。

　　为什么？首先，现在银行的负债水平比大萧条时高很多；其次，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复杂得多，我们甚至搞不清楚每一项产品最终对应的持有人是谁，很多资产的价格我们也难以衡量；另外，和大萧条时期相比，当前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很高，我们面对的是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但我们却还没有全球化的监管和协作，这一点尤为重要，经济全球化可能使目前的危机有不同于1929年大萧条的结局。而且，考虑到银行系统的复杂性，我们更应该谨慎应对。

　　另外一方面，我们假设通过研究得出了应对1929年大萧条的方法，可是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答案是可行的、正确的，历史无法重演，我们只是以为找到了正确答案。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现在的危机，以谦虚的姿态去寻找解决办法，而不是一味的回想1929年的大萧条。

　　截至目前，各项经济指标都表明经济形势在继续恶化，尽管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是经济持续下滑，包括刚刚出炉的许多经济数据都令人悲观，例如亚洲国家的出口、日本的产值等都降幅惊人。所以我要指出的是，目前我们以为自己找到了1929年大萧条的解决方法，但这并未经过验证。

　　《21世纪》：你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有观点认为它源于全球失衡。自2007年危机爆发至今，其名称也一变再变，由次贷危机、信贷危机到金融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

　　尤里·达杜什：这场危机当然不仅仅是次贷的问题，其根源绝不是次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开始于泰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后来危机波及了整个东亚，但是没有人会将泰国的房地产市场视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当然，就这场危机而言，次贷问题不容忽视，的确是一个导火索，但危机的根源更深。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全球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不可持续的需求膨胀。我们都知道需求膨胀会引发通胀，在2007年7月之前，美国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遏制通胀，由此可见这次需求膨胀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资产价格急剧上涨是其中的一个反映，同时也反映出了不可持续性，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房价飙升的现象，我将这解释为典型的泡沫生成。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泡沫背后的原因，我觉得格林斯潘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原因之一。

　　第二，泡沫很大程度还归因于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例如中国、印度、东欧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一方面这证明了世界经济秩序很有效，另一方面却继续放大了人们的乐观预期，我不否认这些新兴经济体终将实现最终的经济目标，但是短期内人们过于乐观，泡沫由此滋生。

　　我们看到新兴经济体一片繁荣，货币政策长期宽松，金融创新制造出一堆复杂的产品，缺乏透明的市场，还有很多重要市场的监管缺失，这些因素都构成了危机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次贷问题。我相信即使不是美国次贷触发了危机，也会有其他的导火线，例如新兴经济体的优质房贷，所以说次贷只是发挥了放大问题的作用，而非危机的核心。

　　对危机原因的解释进一步证明了我之前的观点——这次危机影响深远、时间长久且更难应对，其原因的程度和复杂性都表明危机的结局难以预测。

　　维护自由贸易符合中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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