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

　　文/金 石

　　经济学家的话，我们能听多少？这是一个难题。经验证明，经济学家的话，更像是天气预报，而且预报员还不止一个。

　　当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宣布，“商业周期已经基本被驯服，作为‘大萧条’催生的产物——宏观经济学已经告别过去”的时候，听众一定是充满了热情和希望的。

　　卢卡斯预报的是“艳阳高照”，结果落得的是“暴风骤雨”，事实证明，卢卡斯错了。

　　当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1994年预测，“亚洲增长的奇迹并非是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而仅仅是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投入带来的不可持续增长”时，并没有多少亚洲人喜欢他。

　　克鲁格曼预测的是“不可持续”，结果落得的是亚洲金融风暴，事实证明，克鲁格曼对了。

　　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推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话也不能全信，就像天气预报不能全信一样。经济学家和天气预报员使用的工具一样，都是模型，也就是一组联合方程组。

　　不同的预报员，使用的是同样的数据资料，基本的理论模型也大同小异，但由于个人偏好不同，理解不同，得到的预报常常完全相反。方程式是精确的，但是真实世界是模糊的，因此方程式也仅仅是参考工具而已。

　　问题是，方程求解过程还没有结束。

　　在“正确了”的克鲁格曼之后，有一些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2001年诺奖得主)以及林毅夫(最有希望得到诺奖的中国人)都认真论证了，克鲁格曼对于亚洲增长的断言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而事后的情况又证明，沿着不可持续“老路”的中国经济还是在不断高速地增长着。

　　克鲁格曼怎么会是错的呢？他不是话音刚落，亚洲金融风暴就来了吗？除非，亚洲金融风暴另有起因。在克鲁格曼的新书《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他悄悄地承认了这一点。

　　在分析亚洲金融危机为什么爆发时，克鲁格曼写道：1997年，与5年或10年之前相比，亚洲各经济体抵抗金融恐慌的能力减弱了，而减弱的原因之一是它们开放了金融市场，也就是说，不是因为它们的自由市场改革倒退了，而是因为前进了。

　　这种判断和斯蒂格利茨如出一辙，他们都是被贴上“新凯恩斯主义”标签的经济学家。同时，他们也都是在2007年之前，不断预测、不断劝说，指出美国资本主义一场大危机即将到来的人。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一书，就是一本“预言与劝说”。

　　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预报”上，事实又一次支持了克鲁格曼。不过，就算完全正确的预测，也不一定能得到重视：至少在宏观经济领域，“天气预报”的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不被理解，不被信任，但是经济学家还是要苦口婆心地继续劝说，这是经济学家这个职业赋予他们的责任。从长期来看，没有人能永远正确，但真理还是越辩越明。这本书是克鲁格曼对于长期经验的总结，试图让我们与真理更接近一些。

　　这本书的初版是针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危机写的。虽然有人将亚洲危机视为一时一地的特殊现象，但克鲁格曼认为，对整个世界而言，那场危机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先兆，“它警告我们，萧条经济学的种种问题在现代世界里依然存在，并未消失”。

　　为了证明没有一场危机是所谓的特例，克鲁格曼在书中回顾了可以数得上的所有危机：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引发的“大萧条”、1982年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危机、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后“失去的10年”、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当该书的最新版本面世时，克鲁格曼已经加上了2007年次贷危机和延续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内容。

　　克鲁格曼在这一系列危机背后，找到了一条基本线索：即所有的危机都来自于不负责任的金融泡沫，投机和不完善的监管应当负责。

　　比如1929年的股市泡沫，1991年日本的股市和房地产泡沫，这都是本国金融体系的泡沫；再比如1982年的拉丁美洲和1997年的亚洲，呈现的则是国际金融的泡沫，发达国家的投资或者投机资金在疯狂投入到第三世界或新兴市场国家之后，掀起泡沫又快速撤离；还有2007年的美国房地产泡沫，这是美联储为了解决互联网泡沫破灭带来的问题而吹起来的一个新的更大的泡沫，既是美国本土的，又是全球的泡沫，因为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已经把这个大泡沫吹到了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克鲁格曼现在可以说他当年的担忧不无道理，“相比较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经济困境，当前的危机与‘大萧条’更为相似”。因此，“即便全球性的萧条也许不会回来，但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已经回归了”。

　　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是为了应对大萧条而产生的，却并不是拿来预测和解释萧条之前金融泡沫怎样发生以及怎样破灭的。萧条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一旦萧条来临，应该怎么办？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同时也是一本克鲁格曼提出来“该怎么办”的书。对于每一次危机的回顾，他也分析了每一次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而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一些危机发生地的政府，本来应该更好地运用凯恩斯的经济学，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刺激来解决总需求不足问题，但是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事实并非如此，结果是延长和加深了危机的伤害。

　　最突出的如日本“失去的十年”，基本上是政策不作为的典型，日本在执行财政刺激上并不彻底，进三步退两步；还有东南亚那些遭遇危机的国家，在IMF的“威逼利诱”之下，采取了“华盛顿共识”的道路，结果使用的是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与凯恩斯的经济学刚好背道而驰。

　　我们还要继续犯错误吗？当然不能。至少目前看来，全球各国政府都在实施低利率政策，为了应对“流动性陷阱”造成货币政策失效，还在实施一波又一波的财政刺激。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确实回归了，至少前20年的经验教训已经被吸取。

　　危机总将过去，但是为什么危机却难以避免呢？

　　克鲁格曼的答案是，“亚洲10年前经历的那种经济困境，以及我们所有人时下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境，恰恰是一种我们自以为已经学会了如何去避免的东西。”

　　“就像一种曾经引发致命瘟疫的病菌，人们认为它已被现代医学征服，但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聪明的做法应当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新疗法、新预防方案，以免我们最终也沦为它的猎物”，“不过，我们并不聪明。而现在，瘟疫已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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