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本刊特约评论员 钮键军

　　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回答了外界最为关心的中国如何应对这次金融危机的问题，其中提到扩大内需但绝不放弃出口。

　　翌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讲话，则传递了这样的信号——对非常之局，需用非常之道。而这其中，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前景也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在回答记者有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时，周小川说，现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当前来看“够用”，但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已准备了多种预案，关键是危机起源国的经济前景如何。

　　周小川的这一表述可以理解为：美国等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了中国的出口状况，而汇率制度的调整，可能会成为中国确保出口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筹码。

　　此前，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已经明确表示，中国将进一步调整中国出口退税政策。根据媒体报道，中国正在酝酿进一步调高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在去年，中国已3次提高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但从今年以来的数据看，此前的措施力度还显不够，这主要和美欧日等国经济进一步恶化有关。

　　从2月份的出口数据来看，中国出口前景依然不令人乐观。根据此前透露的非官方消息，2月份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降速都已超过了20%，而1月份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7.5%和40%。这表明，中国的进口已经出现了某种企稳迹象，但出口的降速则还在扩大。进口的企稳表明，中国的国内需求有一定的回升。换言之，中国近期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正在缩小；但出口的不乐观，则使得汇率调整的压力在增加。

　　中国的出口状况不仅关系到中国今年“保8”任务是否能顺利完成，同时更牵扯到中国的就业前景。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中国就业的目标是“新增900万个就业岗位，城镇登记失业率在4.6%以下。”此前一家知名的国际投行曾统计，中国的出口部门提供了2000万个就业岗位。由此可见，中国出口部门在中国就业战略地图上的重要位置。

　　可以想见，如果中国的出口还不见企稳，中国将不排除调整当前的汇率政策。当然时机只有决策部门才能知道。

　　但对于汇率政策的调整，决策部门一定会慎之又慎，因为汇率政策比利率政策牵扯的方面要广泛得多。汇率政策不仅要考虑到国内的承受力，还要考虑到国际上的反应和压力。至于汇率变动对国内的影响，笔者在去年的相关文章中已经有所论述。

　　现在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大萧条时，货币出现贬值，将会遭致其他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诟病，而实际效果也未必有多好，因为“J曲线效应”(本国货币贬值后，最初发生的情况往往正好相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反而会比原先恶化，进口增加而出口减少，这一变化被称为“J曲线效应”)的存在，货币贬值不能很快扭转中国出口下滑的局面，相反还可能招致贸易竞争对手的效仿和贸易伙伴的反击，造成得不偿失的后果。

　　因此，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是，对一揽子货币中的非美元货币有升有贬，基本做法是对贸易量大的选择适度贬值，对贸易量小的选择小幅升值，使得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保持稳定，或者有极小幅度的升值。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央行或中资外汇做市商在外汇市场上完成。

　　同时，为保证兑美元汇率不对实际有效汇率造成过大的影响，中国可以选择扩大人民币兑美元的日波幅至1%。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汇率制度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方面太多，因此汇率将是中国可能选择的最后一张王牌，做出抉择前，一定要综合考虑国内和国际的利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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