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战略合作关系是汇率基础

　　汇率政策的博弈发生在超越国家的“天下”，在这个国际化的交易市场上，美元虽一币独大也不能由美国政府一手遮天。格里芬教授在《黄金和美元危机》一书中描述了美元“悖论”：强国才有强币，强币必有外储，外储形成逆差，逆差导致弱币。

　　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与外汇资产结构成为汇率政策博弈的工具，巨额贸易逆差的累积也起着关键作用。因此，中美之间的巨额贸易逆差和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必然决定着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调整趋势，这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仍保持上升趋势的经济基础。

　　在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背后，是美国的高消费和高举债与中国的高生产与高出口，美国的穷人通过次级贷住进了大房子，房子里面的各种用品多数是“Made-in-China中国制造”，于是美国的穷人住大房子，中国的穷人有了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次级贷也帮助了中国的穷人，提高了中国的就业。

　　在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出口的外汇收入，由于外汇管制，外汇变成外储退出了流通，对两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产生了直接的和间接的影响。从美国方面看，由于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量持有美元资产，等于是帮助美国输出了通货膨胀；从中国方面看，外汇退出流通变为外储，中国必须及时增发大致等额的人民币来保持货币流通量的稳定，否则就会降低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这时，外汇储备就会成为隐形的通货膨胀储备在金融体系之内，任何外汇资产的动用都可能成为新的货币投放。

　　因此在宏观经济层面，中美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就形成了，中美之间也就有了不同于中欧和中日之间的战略对话主题。在中美战略合作关系的基础上，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打破了长期的经济平衡，于是美元的强势贬值与人民币的强势升值自发地成为中美经济关系的调节器，让失衡的中美经济尽快恢复平衡。

　　国际化的货币交易市场是高度流动的，信息流动是交易基础，交易又不断创造信息。人民币的商品化是汇改之后形成的，近期各国主要货币对美元的贬值，把人民币也纳入了贬值的震荡，这是人民币汇改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意味着从此之后，人民币也像其它主要货币一样，开始具有交易性商品的属性，开始脱离纯粹政策性调控的轨迹，走向了充满不确定性的交易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