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兑美元加速升值并非当前最好选择

　　作者：张东臣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的来访，使人民币升值的话题再次成为焦点。

　　保尔森坦言，讨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问题是此行目的之一，他希望人民币的升值再快一点，并认为这会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使经济发展更为均衡，也更有利于相关部门利用监管政策对经济进行管理，更容易地控制通货膨胀问题，并且可以减少不稳定带来的风险。

　　保尔森的话似乎不无道理，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确偏快，CPI增长也很快。根据蒙代尔的“三难悖论”(即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维护固定的汇率制度、开放资本市场和实行积极有效的国内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强烈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外汇储备激增，使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很大挑战。尽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仍不十分明显。因此，国内也有专家认为应该利用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抑制作用，眼下是加快升值的最好时机。

　　然而在笔者看来，加速升值并非当前最好选择。

　　首先，国内经济出现过热迹象是流动性过剩背景下投资拉动的结果。这种增长主要体现为总产量的增长，来得虽快，却不可持续。其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也同样不可持续，甚至随时还有可能因过剩、需求不足而再度陷入通货收缩。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这样看来人民币加快升值显然与之相悖。而且，即便加快升值也不可能一步到位，短期内这只会导致更多的“热钱”因强烈的升值预期而涌入，这与调控目标背道而驰。

　　历史上，在“尼克松冲击”、“广场协议”先后两次压迫日元升值的过程中，日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及时调整

　　中国汲取了日本的“前车之鉴”，及时、主动地改革了汇率制度，并以“小步快跑”的方式实施紧缩性政策，配合以一系列的行政调控措施。这看起来有点像“钢丝上的芭蕾”，复杂而有难度，效果却较为理想。因此，如果从对经济的抑制作用来看

　　其次，尽管人民币升值可以鞭策国内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但也不能不考虑国内实体经济的承受能力。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就业人口，同时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中国制造”不仅利润率低，而且付出了资源、环境的成本。近年来，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升，8月1日又创下每桶78.77美元的历史新高；铜、铁矿石以及其他有色金属价格均一路飞涨，达数倍之多；人民币已升值了近10%，国内劳动力成本也大幅上涨……可以说，“中国制造”的利润已经被压到了极限。对于这种国际分工，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加速升值或制造贸易摩擦只会导致“双输”。调控本身的目的也并不是要把企业“重拳”击倒，一个稳步的、可预期的升值环境对鞭策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会更有帮助。

　　第三，不可忽视“热钱”对国内经济的破坏作用。早在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征收10%的进口附加费之前，美国犹太裔投机者就嗅出了日元升值的“气味儿”，开始把大量美元卖给日本。1971年2月，日本外汇储备额增幅加大，先是每月增3亿，到5月份竟增加到15亿，到8月份更是增加了46亿美元(日本战后25年间总流入量仅35亿美元)。当时日本也有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然而投机分子却利用了日本的外汇预付制度，与日本出口商签订贸易合同，将美元折算成日元付给对方，等到日元升值后再以解除合同的方式，让对方把日元折算成美元还给他们，大肆赚取升值差价。这只是日元升值初期一种很简单的套利方法，就使日本在几个月内损失了20多亿美元，而日本政府却迟迟未发现。

　　从2005年到2007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从6099亿美元增长到13300亿美元，翻了一倍多。这种罕见的增长速度背后，必然暗藏庞大的投机资金。据说，“热钱”流入中国的方法就有十几种之多。如果人民币加速升值，只会正中投机者的下怀，使国内经济增长成果被大肆掠夺。

　　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升值前、升值中、升值后的不同阶段，其影响也是完全不同的。本质上看，当前的人民币升值更多是美元主动贬值的结果。中国所要做的是：防止汇率波动幅度过大、周期过短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小心翼翼地实施调控、应对“热钱”，既要对其保持足够的吸引力，又要能使之为我所用。同时，要在金融体系与股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