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玻璃药瓶成珍贵文化遗产(2)

　　为了制造出无色透明、能真实展现出成药色泽与魅力的玻璃瓶，工匠们就得掌握在高温熔制中分离出原料里杂质的技术，还要熟悉并灵活应用用各种调色、补色配方。这些如今看起来并不神秘的工艺，两百年前却让人们费尽了心机。能织造出纯净透明的药瓶，确实代表了当时玻璃器制造的较高水平。中外医药交流由来已久，到了清代，随着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士逐渐增多，玻璃瓶装的西药，开始现身于京城及沿海重要港口城市。这些药品的拥有者，多是西方兼事医药的传教士，他们在把异国宗教文化传人中国的同时，也把具有异国特色的药瓶留在了中国。这些老药瓶普遍材质优良、制作精细，代表了西方先进的玻璃瓶制造工艺水平。如今它们都已成为国内外收藏者高价寻觅的宝贝。清代估计有30个国家的玻璃药瓶流传到了中国。就收藏增值潜力而言，那些瓶体上带有铭文花饰，且属于西方小语种国家的药瓶，将会有更加惊人的表现。

　　清代中后期，玻璃药瓶的制造，突破了少变僵化的造型模式和主要用于玩赏的功能界限，去更广阔的天地中发现和寻找到了新的生机与价值。不计工本的宫控玻璃器制造业自然衰落，商业利益驱动下的玻璃器制造业开始兴起。玻璃瓶作为空灵时尚、新奇多姿的科技文化灵物，自明代以来，就标新立异、展尽风姿，它几乎成为时代中新潮的标志以及新观念的载体。受西方玻璃瓶制造工艺及风格的影响，也为了迎合崇拜西洋文明新贵们的需求，在手工业产品中，又是玻璃药瓶最先尝试变更葫芦、蟠桃和八卦等古老造型，以及福禄寿喜财等乡土寓意的纹饰。

　　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内忧外患。国门洞开，列强涌入，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成为现实。市场无序，洋货泛滥，国人对西方生活方式及商品产生了强烈的新奇感。朝野上下崇洋之风盛行，精美玻璃瓶包装的西药，成为有钱有势者追逐的对象。王公贵胄把享受西式补药看作是时髦与至尊的标志。一边是权贵尽享豪华、奢糜无度，一边是百姓颠沛流离、病饿交加，巨大的社会反差，激起了仁人志士的爱国救国情怀。“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相继发生；孙中山、鲁迅等民族精英先后出国学医。中国医药界的坚守与抗击，则悲壮无比，来自黄土高原渭源药乡的药商们，打出了具有千年根基的正宗民族品牌，造出了气宇轩昂的玻璃药瓶，表达了要与洋药决一胜负的壮志。而由顾松泉创办于光绪年间的中西大药房，则随机应变，引进西方先进的玻璃制造技术工艺，生产出了中西合璧的精美药瓶，体现了以柔克钢、后发制人的耐性与机智。天意难违、历史无情，圣医良药挽救不了气数将尽的王朝，但热血志士为捍卫民族尊严，忘我奋斗的精神，犹如那些老玻璃药瓶，风骨不朽永存幽香。玻璃药瓶的美艳不仅在于工巧与材质，还在于其岁月刻录的痕迹和时光包藏的古奥。正是这些光怪陆离和具有隔世之感的标识，左右着药瓶的收藏价值。

　　老药瓶空灵秀雅，沉静温润，吸纳华彩却不事张扬，柔弱易碎但遗世独立，这种独有的个性与品质，常与收藏者的心灵相感应思想相共鸣。国内外玻璃瓶玩家的欣赏层次大多较高，不是因为那些空泛的绅士学究头衔，实是因为那一份不舍的人文情怀。

　　玻璃药瓶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其特性和价值本来就是需求者所赋予。王公贵族用于消遣玩赏，是爱其精美；阔少富翁拿它攀比斗富，是看其昂贵；医堂药房借此添银增利，是识其工巧；工匠们靠它养家谋生，是知其畅销。明代药瓶珍贵，因为它是中国玻璃药瓶分化成功的标本；清早期药瓶价高，因为它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清中期药瓶难得，因为它保留了中国玻璃药瓶制造工艺，交流探索借鉴提高后所获得的成果；清后期药瓶重要，因为它收录了民族医药业艰难起步，以及民族品牌创立的信息；清末药瓶不可缺少，因为它铭记了国病民哀，洋药盛行，传统医药事业饱受欺凌压榨的屈辱，以及有识之士上下求索、奋发图强的悲壮。

　　中国的玻璃瓶收藏，目前正沉醉于鸟啼花飞的春晓，那些儒雅的老玻璃瓶玩家们，似乎并不想急于去沾染市场的硝烟火气。但是，中国老玻璃瓶的数量正日趋减少，急功近利的势力正无孔不入。想想国内尚无一家博物馆拥有系列老玻璃瓶藏品的事实，看看国外藏市上老玻璃瓶惊人的拍卖记录，我们就不能不感叹国内收藏界的超脱，以及收藏市场的无为清净。毕竟玻璃瓶爱好者们蓄势已久，破茧成蝶也好、惊蛰出土也罢，终会发生于即将到来的火热季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