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票证：一个时代的缩影(图)

　　

张锦奎的藏品：计划票证。郑之越/摄

　　中秋节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各式鲜美月饼，任你挑选。而时光倒流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同样的节日，人们所考虑的却是怎样用几张节日里特别发放的计划票，为餐桌上增添一些油水。

　　那个时代，计划票比钞票还顶用，没有计划票寸步难行。于是，人们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花花绿绿的票证中，因此还催生了地下票证黑市和一批专门从事中介活动的票贩子。

　　粮票体现时代特征

　　家住市区下吕浦的林兆麟，今年76岁，酷爱收藏粮票。近日，记者在他的家中见到了一大摞花花绿绿的粮票。“我收集了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粮票，有7000多个品种，1万多枚。”

　　谈起收集粮票，林兆麟说这与他多年在粮食系统工作的经历有关。1993年初，得知粮票将停止使用，老林怀着对粮票的深厚感情，开始收藏粮票。

　　为了更多地收集全国各地的各种粮票，这一年，老林办起了《瓯海集粮》季刊，每期自费印刷五六百份，免费寄送给全国各地的藏友，刊物一直坚持到1996年。通过刊物，他与全国1000多人交上了朋友，从而使他收藏的粮票种类非常丰富。

　　在这些粮票中，记者发现最具时代特征的是《语录专题》粮票，小小的粮票还印上毛主席语录。

　　粮票很能体现那个时代的特征，如广东发行使用的粮票上印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必须把粮食抓紧”、“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等等语录。

　　而湖南常德石门县制作的《居民粮票储蓄存折》上，有着这样的语录：“节约用粮，计划用粮；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这些语录说明当时的国家粮食政策是计划用粮，粮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丢了煤球票差点自杀

　　今年67岁的市民陈崇清对计划经济时代的票证深有体会。

　　“没有票就寸步难行。”他一开口就这样感慨。

　　文革的时候，有一天，妻子给他50公斤煤球票和5元钱，让他去买煤球。

　　那天天气很热，他随手把煤球票和钱放进了上衣口袋，就出了门往铁井栏的煤球店赶去。经过五马街口新华书店的时候，很多人围在那里看大字报。“当时听人议论，说又有新的最高指示了，我也就挤进去看。”挤到大字报前的时候，老陈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煤球票和5元钱也就很明显地露出来，而他自己却一点也不知情。当他看完大字报转身挤出来时，突然发现票和钱都不见了。

　　“怎么办，我怎么办？”陈崇清当时就这样反复地问自己。他恨不得把地都给翻开找一找，但眼看煤球票再也找不回来了，那接下来家里可拿什么来烧饭呀？他一个人跑到华盖山山顶呆坐。“当时我想过自杀，可没有用啊，买不到煤球，以后怎么生活啊。”陈崇清一直在山上坐到天黑才回家。

　　后来，亲戚、邻居知道这个情况后，纷纷凑了一些煤球票送给他，才让他们家度过了难关。

　　产妇吃面条需要证明单

　　在温州一媒体工作的张锦奎，家里收藏着许多温州当年使用过的各种票证。有蓝色的香烟票，灰色的煤油票，白色的豆制品票，还有煤球票、食油票……当然最多的还是各色的粮票。

　　“这些票证都是我自己使用时剩下来的，还有许多没有留下来，在紧张时期都用完了。”张锦奎这样告诉记者。

　　在这些票证中，有一张印刷着“产妇挂面证明单”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是一张白色的证明单，像现在医院的处方笺。上面写着“第一胎按规定给予办理供应挂面等手续”，并盖有“温州市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公章。

　　“这是1983年12月份我侄女生小孩的时候，医院开的证明。”张锦奎告诉记者，“面条必须凭票供应，这在温州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他收藏的有关资料中，记者发现温州面条和粉干实行票证供应的时间是在1955年3月1日。资料上的文字记载了当时面条供应的紧张程度：“如因婚丧、喜庆或其他特殊原因，临时需要较多面条、粉干者，应向派出所或区政府提出申请……”

　　“挂面是当时产妇很重要的一种营养补充食品，没有票，一般人是买不到的，需要开后门走关系。”老张笑着说，“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有面馆。”

　　榕树下的票证黑市

　　计划票首先是从粮票和棉布票开始的。1953、1954年，中央分别宣布粮、棉统购统销政策，城镇居民、干部先是凭购粮证买粮、凭棉布票买布，后来买食油、猪肉、糖、黄酒、豆制品、禽蛋、煤球、肥皂、煤油、卷烟、手表、自行车……都凭票供应。于是，每个家庭都有一大叠这个票、那个票，人们便统称之为计划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确实无法计算。

　　“在计划经济年代，粮票的供应是因人而异的。机关行政干部一般是每月20多斤，在单位干重体力活的每月可供应45斤粮票”，市区八字桥的一位杨老伯笑着说，“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好像是每月7斤。”

　　有些家庭因为子女较多，手头的粮票不够吃，就设法把家中的布票换成粮票。有些人则因为手头缺钱，就将省吃俭用下来的粮票换几个零花钱。当时计划票是不允许公开买卖的，所有这些票证的交易都在暗地里进行，久而久之，也就催生了地下黑市和一批专门从事中介活动的票贩子。

　　“百里坊大榕树下是市区当时最大的一个票证交易场所。”住在百里坊社区的一些老人至今还记忆犹新，“最热闹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每天从早到晚榕树下都围了一大圈的人，起码有七八十人，见面就问粮票、煤球票有卖吗？”社区里一位姓龚的市民接过话茬，“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还在那里卖过粮票呢！”

　　当年，老龚从黑龙江支边回到温州时，带来了250公斤粮票。“当时黑龙江的粮票供应额比较高，平时我省吃俭用积攒了一点，其余大部分是临行前许多同事朋友赠送的。”因为黑龙江的粮票在浙江省不能使用，老龚来温之前把它全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因为要在温州长期生活，这么多的全国粮票放在家中也派不上用场，老龚就寻思着把它换成浙江省粮票。后来，老龚到百里坊大榕树下很顺利地与一位票贩子达成了一笔交易，“全国粮票市场价每斤2元，浙江省粮票是每斤1.2元，兑换的时候双方是偷偷摸摸进行的，一旦被打私办的人发现就遭殃了，那可是要没收的。”为安全起见，老龚的250公斤粮票分好几次才陆续兑换成功。

　　老龚还告诉记者，当年在卖粮票的人当中，行行色色的人都有，有的是省吃俭用从牙缝中挤出点口粮换钱；有的是因为酒瘾很大，发给的一点酒票根本不够吃，就把粮票偷偷拿来换酒；还有个别的是因为赌博输了没钱，就卖粮票还债……

　　有票贩被判10年徒刑

　　今年已70多岁的老杨是当年众多票贩子中的一员，为打消他的思想顾虑，记者颇费了一番周折。最后，老杨才在不透露真实姓名的前提下，回忆起那段冒险从事黑市票证交易的往事。

　　“市区黑市票证交易从1960年开始，最红火的时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票贩子大多来自市区屯前街一带。”老杨当年也居住在这里，“我们这些人大多是解放前从永嘉、青田一带来温的移民后代，没有正当工作，生活相当贫困。”在没有粮票寸步难行的岁月里，城市里像老杨这样无工作单位的人，想买到几公斤大米是件很奢望的事情。

　　“有一天，家住市区的一个亲戚送了我几斤粮票，这可是一件很贵重的礼物。我在买米的路上经过百里坊的大榕树，两个妇女围上来问：‘有没有粮票卖？’我随口问了一下，发现一斤粮票还有一毛钱的差价，当时就咬咬牙卖了一斤。”老杨回忆道，“从那时候开始，我也加入了票贩子的行列，低价买进高价卖出，那时候一斤粮票赚一毛钱，利润还是相当高的。”

　　半年下来，老杨倒腾了不少粮票，赚了一笔不菲的钱，也积攒了一些粮票，足够维持全家的生计了。但票贩子毕竟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行当，国家严格禁止票证交易，打私办经常派人来查。“有一天，我正谈交易，打私办的人来了，我来不及跑就被他们抓去了，手中的50来斤粮票全部被没收，他们叫我写保证书，还告诫我下次再被发现就要抓去坐牢。”几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老杨既伤心又害怕。在家里呆了一段时间后，迫于生计，老杨很快重操旧业。

　　“那时候搞票证黑市交易的，发大财的也有。像我这样在本地搞搞的，还算是小打小闹，有些胆子大的就专门到粮票比较便宜的金华地区收购，然后到温州高价卖出，做得多的一年可以倒卖好几千斤。”老杨回忆道，“因为那时候倒卖粮票的人很多，政府为了杀一儆百，对数量大而且屡教不改的从重打击。住在百里坊有个叫阿兴的，当年就因为倒腾票证以投机倒把罪被判了10年，后来死在狱中。”

　　老杨还告诉记者，当年票证黑市最红火的是市区百里坊的大榕树下，其次是小南门的老轮船埠头，市区以外的是瑞安飞云江轮渡码头。

　　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物质奇缺的年代，市民要做件衣服，还得托人从上海买布料。“因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使你有布票在温州也很难买到布料。当时其他省份的布票到上海不能买布料，惟独浙江省的布票在上海可以通用，因此浙江的布票很吃香。”市区百里坊的张大爷回忆，“有些人家很节省，舍不得做衣服，就将家里的布票拿到黑市上卖，或者兑换粮票。上世纪80年代初，温州的物资逐渐丰富起来，黑市票证逐渐冷落，后来就慢慢消失了。”

　　“在计划经济年代，用计划来调节供需矛盾，用现在的眼光来审视，也应该值得肯定。”从事多年粮食工作的林兆麟这样认为，“我国的计划票一直到1979年后才开始逐步减少，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这当然是改革开放的功劳。”

　　盛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票终于完成了历史任务，宣告“退休”。喧闹一时的百里坊票证黑市周围的建筑物已拆建成高楼大厦，惟有那株大榕树依然簇拥在马路边，仿佛在诉说着昔日的喧嚣。(记者 王宏 叶锡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