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者张英质疑中国古代陶瓷界(图)

　　

著名考古学者张英

　　□ 文/本刊记者 马继东

　　张英，吉林长春市人，著名考古学者。1931年生于吉林长春，1947年毕业于长春师范专科学校。1964年开始，在吉林省博物馆从事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历任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队长等职，现为研究员。曾主持库伦辽代壁画墓、榆树汉代鲜卑墓群、桦甸横道河子青铜短剑墓地和吉林市猴石山原始村落遗址等大型考古发掘现场；写有《东夏国年号之研 究》、《金代丧俗考》、《略论金代畜牧业》、《东北地区的环状石器》等论文80余篇，专著有《吉林古代铜镜》、《吉林出土古代官印》、《元代青花与五彩瓷器》、《中国五彩瓷器》、《出土的元明执壶》等书。

　　采访手记：张英老先生的耿直脾气在陶瓷学术圈里是出了名的，逢公开会议场合甚至可以说是“口无遮拦”，这一点记者于去年年末在山东济南召开的“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上已经充分领教过了(可参阅本刊2005年第1期67页)。且不论他所讲内容是否偏激，其真诚与勇气着实让人钦佩！其实，任何一场学术讨论，出现任何方式的争议都是正常的事情，这些不同的声音也正是推动我们接近真理的无限动力。衷心希望各位专家能够抛开陈见，坦诚交流，令国内的陶瓷鉴定界早日出现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记者：张先生，在一本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发行的《元青花》中，有段这样的文字：“近几年来，国内个别文物工作者在没有进行严肃可靠的考古发掘的情况下，根据出土收集品，指认一种“至正年制”款的具有显著明代中后期特征青花瓷器为元代器物，试图重新为元明时代的青花进行排序，让严谨的学者不由哑然失笑，真是糊涂了。”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张英：今日的治学，在市场经济大潮形势下，已经有些变味了。这些年，四面八方围攻我的专家不在少数，对此我已经习惯了。从事文物工作多年，我的一切工作均以科学为指导，对古陶瓷的研究也一样。关于这件“至正年制”款的五彩碗，出自扶余岱吉屯元墓(M1:1)，证据确凿；加上江西景德镇珠山官窑出土的八思巴字“至正年制”款青花碗盘及高足杯，都是不可撼动的事实，历史是不容逆转的！

　　记者：您刚才谈到科学研究古陶瓷，能否具体举例说明？

　　张英：我一直强调，对古陶瓷的研究，是一门科学，对古陶瓷的辨伪、断代，都要有所依据。在我国古陶瓷界人中，严谨的学者还是有的，如陈万里、周仁、冯先铭等先生。陈先生于1928年的首次进行古窑遗址田野调查，将古文献同考古材料珠联璧合，运用器物类型学方法，排比研究，为越窑器的断代提供了科学依据；周先生以科学实验为基础，解析古陶瓷胎釉化学组成，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断代难题；冯先生治学严谨，致力于中国古陶瓷事业40余年，在遍阅全国方志文献之基础上，深入考察了16个省120个县的瓷窑遗址，将考古学应用于古陶瓷研究，并由此成为我国陶瓷史可续研究的开拓者。

　　记者：除了您上述所说的运用考古学、化学知识去科学研究，我们也不能否认那些传统的经验对今天古陶瓷研究的贡献啊，毕竟眼学是中国陶瓷鉴定的一大法宝。

　　张英：我国陶瓷界中，长期以来形成诸多观念，并作为传统被相传沿袭到今天，我并非说这些现存经验、口诀一无是处，而是哀叹大部分研究者对这些经验不能很好的反思，他们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实践着这种观念，很少有人认真、系统地去分析这种观念因何出现。对古陶瓷之认识，用文献和考古学，兼以其它科学方法进行鉴别，才是研究的基础。

　　记者：记得耿宝昌先生曾对我说过，很多国外的陶瓷专家除了研究大量实物，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献，甚至包括《文物》、《考古》杂志的每一个发掘报告都研究透了。从这个角度上讲，“瓷学在海外”一说似乎是成立的。

　　张英：中国古陶瓷界有件人人皆知的事情。1926年曾有一位山西籍青年今已不知姓名者，作事家教。一日，于北京智化寺老僧手中购得青花瓷器“五供”，其中包括一对书“至正十一年”铭青花龙纹象耳大瓶。他几经研究，因瓶颈明明白白题有元代纪年款识，故确认元代有青花器已无疑矣。只惜不明人间之世故，亦不知古玩“行帮”恶势力之强大，更不懂自身之人微言轻，当他将“至正十一年”铭青花龙纹象耳大瓶抱到琉璃厂“窜货场”示众于古董商中，却被“行里人”斥为“赝品”。因为当时诸多国人，对大漠蒙古族那段历史仍在耿耿于怀，虽说在明初洪武二十年，松江人草昭撰《格古要论》一书，已明确元朝“有青花者”之叙述，但亦绝不承认元代能烧制青花。骄傲与偏见使这对瑰宝通过南方古董商吴来熙转手，轻意被一国外人廉价购去，收藏于英国伦敦大学博物馆中(现藏于英国戴维德基金会)。外国人正是用它充当标准器，认真与景德镇窑烧制的青花相类比，将部分混迹于明代的元青花分离出来，向全世界公布，中国元代窑工不仅能烧制青花，且还精美隽绝。这时国人方恍然大悟，商贾之话不可全信矣。

　　记者：那似乎意味着我们需要更虚心地学习国外的陶瓷研究成果。

　　张英：学习是必要的，但是也要有筛选。比如1990年香港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卖一件八思巴字款之青花五爪龙纹碗，1993年佳士得拍卖公司拍卖一件八思巴字款之青花五爪龙纹盘，底款就写有双圈四字八思巴文。这是两件元代官窑“至正年制”的珍品，可谓是国宝。但是在断代上，鉴定师竟判断是明代“正德”、“嘉靖”中晚期，且以低价售出，其中一件为台湾“清玩雅集”蔡一鸣先生所得。鉴定师如此判定的依据在于，这种八思巴字款碗盘，早于20世纪20年代，已被国外专家断定是明代中晚期烧制，因国内无人研究，自然不能说“不”，加之陶瓷界中形成的“元瓷底足一律无釉无款”的传统观念，所以更不可能将其判定为元代瓷器了。可略具一些中国民族文字历史知识者，当知八思巴字始创元代至元六年(1269年)，之后，随着亡国即被废去，明代从未用过此种文字。目前与全国各地所见八思巴字碑刻、印章、符牌、宝钞等文物，包括北京居庸关之八思巴字刻经、军事元代遗物，均是元代遗物，乃是有力证明。如此简单的一个问题得不到解决，恰恰就因为国内的陶瓷界大部分专家盲目接受“舶来品”所致。

　　记者：按照您的观点，似乎国内古陶瓷界存在这样两个误区：一是过分依赖传统观念，二是盲目接受国外研究成果。果真如此吗？

　　张英：可以这么说。其实，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2000年我曾读过一位年轻人论“大明年造(制)”款釉上红绿彩瓷器断代方面之文章，其主要依据现藏日本一底足内同存“大明嘉靖年制”和“大明年造”两个款识之红绿彩人物图盘，便得出结论“大明年造”款识之红绿彩瓷器，定是明代嘉靖年之产品。此种简单一对一古陶瓷研究之方法，竟深得不少国内“国家级专家”之赞许。殊不知瓷器研究，亦有赖于思维科学。且不说传世品充标准器已失去科学之价值，仅就瓷器款识、年号之属性方面而言，款识无非为了标识器物烧制之时间，所以识者难免又发疑问，一器物整体，古人有无必要在同一位置，用两种不用书刻方法，标记同一时期之款识？我认为这种所谓的“双重款”，实际是民国年间古董商作恶，因那那时皆视“大明年造(制)”款釉上红绿彩瓷器，为明之中晚期制品，故多于底足内原款，旁加“大明嘉靖年制”；底足无款亦有人加“大明正德年制”六字，以愚昧收藏者，却不知“大明年造(制)”款瓷器，乃明早期之物。

　　记者：您也参加了去年年底在济南举办的“首届中国民间元青花藏品研讨会”，对于这次会议的意义，您能简单谈谈吗？对于这次会议展出的民间藏品真伪情况又是如何看待呢？

　　张英：这次会议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应当重视国内的民间收藏，不能眼看着民间的精品因为我们的不认识和不作为而流失到海外。国内有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国内没有被认识的瓷器，到了国外的博物馆，就成了国宝，就使得大部分专家去顶礼膜拜，这是不正常的。当然，这次会议展出的100余件瓷器中，到代的元青花最多不过3、5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其积极意义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