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丹青：艺术的中国世纪来了吗(6)

　　中国呢，民间基金会谈不上，纯粹民间的文艺机构根本没有。政府弄文化是为了政绩，资金和资源不外乎官商两家合伙运行，早已成了模式。艺术学院谈不上教育，但权力运作空前奏效。没有哪个国家有像我们这么庞大的官方教育或者文化机构，你去文化部食堂看看。这些机构确实起作用——人家是人做事情，我们是事情养人，他们是很忙，国家的仓库将堆满艺术品，然后列入行政报告：啊！听着！百分之多少多少……有根有据。这是在提升文化吗？社会因此更有文化吗？但它必须运转，千万人靠它吃饭。别问品质，要看数字，论数字，中国文艺界人口世界第一。

　　真的文艺标准，不吱声的

　　南方周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建立中国人的艺术判断标准呢？

　　陈丹青：“判断”和“标准”不同。“标准”常被假定是静态的，永恒的，但美术史其实是更换标准的历史。“判断”是动态的，跟着活的情况走。30年来的美术，包括各种文艺，重要的不是寻找标准，而是释放活力，跟经济和社会领域一样。你在乎标准，你就动不了。但如何判断目前发生的状况？

　　譬如当代艺术两年前因纽约拍卖带动，骤然成为市场重头戏，价位跳级蹿升。相对写实的体制内作品迅速落差，甚至边缘，而长期边缘的当代艺术处境被大幅度改写，改写的影响力来自境外。这一天迟早会来，但大家还是苦于如何反应，如何判断。其实当代艺术十多年来一直被境外“认领”。香港、新加坡，是一组收藏群体，欧美另有收藏散户，其中瑞士的西客、比利时的尤仑斯是两大藏家，收藏品数千件，可以开小型美术馆。问题是他们并非仅仅关注前卫艺术，还包括“文革”前后作品。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西客花上千万元拍走——联想到诺贝尔奖，威尼斯、柏林、戛纳电影奖，还有各种双年展等等来自西方的光束，说明什么呢？我不认为这是所谓“文化殖民”，我也从未指责任何在境外获奖的作品是取悦洋人——虽然我在纽约长期自甘边缘，从来没有试图招引西方人的目光——艺术是小意思，被更大的事情决定。不要忘记，自孙中山到共产党的一系列革命，真实的“主宰”来自境外，苏联，日本，或者美国……再问一次：说明什么呢？

　　回到艺术圈，拍卖、收藏，都是新事物，与其指望标准，不如搜集平实的资料：境内砸钱买画的是哪些人？哪类人买哪类作品？为什么买？多少人转手炒？多少人诚心诚意攒收藏？境内和境外买家差异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些差异？至少，拍卖行应有统计分析，不然你怎么判断？谈什么标准？企业标准归结为利润，看数字。艺术呢？艺术变成数字，既难服人，又好像大家面对终审裁决，怎么办？

　　真的文艺标准，不吱声的。过去只有一个标准，目前标准错乱。标准错乱的坏处是泥沙俱下，好处是新格局破茧而出。体制内过去以意识形态作标准，现在失灵了，只能以官衔定标准，其实既为利，也是脆弱，因为它不再自信。市场标准则从来是价位，它会上下波动，自我调节，改革开放就是将一切交给规律。从人治到法治，从垄断到市场，即便伪法治、伪市场，也比赤裸裸的人治和垄断强……路还长，比我们想象的要长得多，眼下的骚动，只是价位忽然成为仲裁者之一。我们认同哪一种仲裁？权力，还是价位？

　　另一种仲裁据说是“时间”，目前暂时看不到这句话的说服力。我痛心的是有些老前辈至今未被市场确认。大家忘了董希文，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完全不在市场，他，还有不少前辈被不公正地遗忘、忽略。这在西方不可思议：市场名单有20世纪的毕加索，可是没有19世纪的马奈？当年马奈被沙龙长期拒绝，最后是印象派同志们花两万法郎从他遗孀手里买下《奥林匹亚》，抬进卢浮宫。

　　我们没有毕加索，也没有马奈……我们有董希文，但市场闹这么高，家属愿意将遗作无偿捐给“国家”吗？眼前的艾未未、蔡国强，“国家”也不会给名分，因为“国家”就意味着那几个行政干部。现在未未和蔡国强有名是因为你们媒体的关注，他们在艺术上的“注册”来历，大家知道，其实是在西方。

　　你问标准，这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如今媒体扮演一部分话语的权威，此外，更强大的事物在支配我们——不完全是权力，也不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