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丹青：艺术的中国世纪来了吗(2)

　　陈丹青：我不知道脸上应该什么表情。高兴的是卖出买进的人。拍卖是商界的事啊，媒体应该采访买家卖家才对。

　　艺术家清贫时没人过问，得了点钱，就会被关注。市场上的画大致是以前流出去的。张小刚、岳敏君的画，十年前可能几千几万块，今天它变成几百万上千万。你从网络上统计画家挣了多少钱，其实这跟艺术家自己的收入不是一回事。

　　但艺术家的经济状况确实好多了。我不会摆阔，也不想装穷，十多年前人家问我有钱了怎么花，我想了半天，说是想买欧洲古董镜框，如今我总算有了几个，还有几件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木雕。瞧这些玩意儿在灯光下发闪，我当然高兴，哪天凑多了很愿意弄个小展览给大家看看，几百年前无名工匠的手艺多好啊，我下辈子也弄不了这么好……你看，近几年我不送拍，可是市场没断过我的画，有流拍的，有卖掉的，有别人转手的，也有早先随手送人现在拿出来拍的。这很正常，这就是市场，市场的事情应该问市场家，不是问艺术家。

　　南方周末：市场对你个人创作有负面作用吗?

　　陈丹青：负面作用?大概就是我不太画画了吧，但我不画画全是你们媒体给闹的。我该赶紧放弃写作，多画画，多挣钱，可近年画价高上去，我却一天到晚在写作。我老是在干些没用的事情。

　　市场是有规定性的。你看张晓刚、方力钧他们近年都在画新路子，不肯受制于市场，但市面上都是他们过去的“标志性”作品。我当时不肯再画西藏也是同样道理，宁可到马路上去画像，我把所有西藏资料锁起来，再也不画了。然后我整整八九年不找画廊。这种事要下决心的。我总是逃开某种状况，说得好听点，就是人得自由。

　　南方周末：目前艺术品市场是不是过热了?

　　陈丹青：不是热不热的问题，是中国真有那么多资金，你怎么办?总得让钱流动。至于许多商业花招，始作俑者是美国人。1980年代，在世的艺术家，也就是说，活人的作品开始进入拍卖场，世家出身的收藏家成分同时出现变化，大企业、金融界、各种新型富商进入拍卖，发生炒作现象。中国一上来就学到这些新的游戏规则，而且立刻跟国情交融。所有生意场上的猫腻，拍卖中自然也会有，只是拍卖这一行比较耸动，有新闻效应，外界老拿拍卖说事儿，好像别的生意都干净极了。其实国内拍卖行大致是规矩的，你玩钱，钱不能乱玩的，改革开放那么多弊端，经济这一块比较不能失控，就因为失控不起。有钱人在学着怎样花钱，学习是要付代价的。

　　南方周末：如今的艺术市场泥沙俱下，究竟什么是好东西，什么是不好的，还是需要个判断吧?

　　陈丹青：情况是空前混乱，但从前有泥有沙不给下，现在“俱下”，总比淤在那里好吧。不然怎样沙里淘金?我不操心这些事。这么大国家，这么庞大的现代化转型，重要的是让一切转动起来，让事情发生。再说一遍：拍卖是生意，不是艺术，目前艺术界的价值判断尚且莫衷一是，怎可能要求生意场给出艺术标准。

　　还得乱很长时间，难的是泥沙如何退场，非常非常难。

　　回到你的问题：这些拍卖中的作品到底好不好?是不是第一流?我关心的不是这些。价位高低，是在种种标准中又添了一项，大家急了，怕价钱说了算。文化艺术的事，按理说应该时间说了算，时间还早，中国发生拍卖才不到20年，西方拍卖史两百多年。我在乎中国艺术是否出现真正自由的“个人”：完全自由地表达，完全独立。有吗?比过去好多了，但彻底的自由，我暂时没看到。所以我一再借用毕加索的话：“一旦艺术得到认可，它就不值一钱。任何值得一做的事物，都不会得到承认的。”这是高度自由的立场。毕加索那么自由，仍然坚持这个立场，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自由没有止境，自由是不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