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重量级文物展览在香港举行

　　三大重量级文物展览在香港掀起了中华文明的瞻仰风潮，本报记者前往观摩采访，将这些文物摄人心魄的风采注入笔下——

　　览中华之瑰宝叹文明之璀璨

　　上周末，在香江两岸掀起了空前观赏热潮的“国之重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在香港人的依依不舍中正式闭展。在40多天的展期里，有17万市民观摩了这个难得一见的中华书画珍品展，一幅《清明上河图》一时间成为城中热门话题。学者梁文道指出：一项严肃文化展览受到如此隆重礼遇，激起如此热烈反响，在香港开埠以来是空前的。

　　“国之重宝”带来的文化热效应仍在延续。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后，香港收到了来自祖国内地的多项文化大礼，除“国之重宝”外，最吸引人眼球的莫过于荟萃120件珍贵出土文物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和揭示神秘古蜀文明的“三星闪烁·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文物展。这三项汇集旷世中华奇珍的文物大展，将中国

　　日前，记者赴港参观了这些展览，力图用自己有限的笔墨，尽可能地将在这个与深圳仅一河之隔的城市里正在上演的文化奇观全面呈现在读者眼前。

　　千年墨香今犹沁人心脾

　　曲曲折折地排起百米长队，只为了在一两个小时的等待后，用足限定的5分钟时间去欣赏那幅长不过6米、高不足1尺的古画。然而，每一位有幸看过的人都不会后悔，这是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是并非人人有缘一见的国宝——《清明上河图》。要知道，不算此次赴港展出，自从《清明上河图》被宋徽宗收入宫中以来，这幅无价名画仅仅出宫6次。如果从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算起，80多年间该画仅出宫两次，一次赴辽宁，一次到上海，这次来香港算是第三次。而且，故宫博物院宣布，此展结束后，《清明上河图》60年内将不再出宫。如此珍稀的机会，难怪有缘得见的香港市民纷纷自叹有福。

　　《清明上河图》所领衔的此次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能够冠以“国之重宝”，绝非徒有虚名。分两批展出的32件古代书画精品个个来历不凡。为保护文物起见，包括《清明上河图》原作在内的第一批展品在本报记者参观之前已经撤展，不免有些遗珠之憾。然而即便如此，展现在记者眼前的第二批展品仍然让我们同行几人大呼过瘾、美不胜收，不仅领略到了先贤艺术的精湛与伟大，而且唤醒了心中无数的情感和记忆。

　　在《清明上河图》专馆中，取代张择端原作的是明代大书画家仇英题款的《临清明上河图卷》。作为一幅后人摹本，仇英版的《清明上河图》虽然在意趣、造型等方面不可与原作同日而语，然而，其仿作并没有拘泥于对原画的笔笔临摹，而是大胆地将他所处的明代江南市镇风貌引入画作之中，楼房、舟车、人物、服饰皆见明代苏州的市肆风情，精工刻画，造形富丽，在这一点上有其独立的价值，未能见张择端原作的观众可借此作略解其渴。

　　在记者所见的第二批所展书画中，有三幅作品乃重中之重，不可不提，它们分别是阎立本的《步辇图》、周文矩的《文苑图》和王珣的《伯远帖》。

　　阎立本所作《步辇图》几乎是每一本历史书描述大唐盛世时务必引以为证的图画。在不大的画幅上，雍容威严的唐太宗、恭谨严肃的吐蕃特使、沉着老练的典礼官，以及诚惶诚恐的翻译官和纤弱殷勤的抬辇宫女们，每一位都无比传神地表现出了各自的身份、性格和精神气质。这幅画既是高妙的艺术，更是历史的证物。

　　五代时期的画家周文矩其名并不如雷贯耳，然而其作《文苑图》却频见于传统美术教材。画面上四位文士围绕松树似在谈诗，有人倚石觅句，有人靠松构思，另两人则呈坐姿展卷推敲，情态各异，形神俱备，成为那个年代文人宴集酬唱的生动写照。

　　以前游历北京故宫，屡闻屡见乾隆“三希堂”之大名，只知是指王珣《伯远帖》、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和王献之《中秋帖》等三件稀世书帖，万万没有赏鉴真迹的妄想。没想到这次竟然见到了位列“三希堂”之首的《伯远帖》。《伯远帖》被公认为现今传世的东晋书法作品中最为可信的墨迹真本，最能保留晋人风神。记者儿时学书就受过“书宗魏晋”的教导，魏晋的法帖向来被当作最好的书法范本。此次见到《伯远帖》真迹，最大惊讶是它的尺幅竟然是如此之小，仅有一张A4纸大小，区区数十字而已，然而历代收藏赏阅者的题跋却是真迹尺幅大小的好几倍，其中不乏乾隆、董其昌等大家的膜拜喟叹。帖中，王珣用笔轻松洒脱，笔断意连，生动自然，浑然一气，短促的欣赏时间内虽然无法领略其中全部意蕴，然而那缕隐约墨香，穿越千年仍然似乎沁人心脾。

　　在其余展品中，被称为“米点山水”的米友仁画作《潇湘奇观》、画如诗境的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卷》、创意非凡的李嵩《骷髅幻戏图》和有飞龙在天之势的陈容《墨龙图卷》均体现出了不同时代的画风更迭。而米芾、赵孟頫、蔡襄、黄庭坚、苏轼等名家的书法各具笔意，宋徽宗奇崛遒逸的瘦金体书法更是在他那幅《闰中秋月诗帖页》中挥洒出了动人的风采。整个展馆不过四五百平方米，却让我们沉浸半日，流连忘返。

　　神秘器物闪烁古蜀异彩

　　当全港掀起中华文物热之时，位置稍显偏远的香港文物博物馆也不甘人后，他们从四川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邀来了120多件代表古蜀文明精粹的文物，举办了“三星闪烁·金沙流采——神秘的古蜀文明”文物展。独特的展览定位和充满神秘气息的文物同样吸引了无数观众前来观摩。

　　对于中华古代文明，曾经的主流观点认为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因此有“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说法，然而随着考古的新发现，这样的观点正在被改变。尤其是近百年来在四川盆地相继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文化特征自成一系，为考古学家追寻失落的文明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并支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论说。此次古蜀文明展览便可以让人们品味那消失于三千年前的古蜀国神秘而独特的文化，形成更加完整的历史观。

　　这些展品中包括奇特的大型青铜头像、青铜面具、金杖、金箔饰物、玉琮、玉环、玉戈、陶器、海贝及卜甲等。这些文物中最引人注目是已经被当作三星堆文化标志的铜纵目面具。它的特征无比鲜明，最突出的就是那对极为夸张的眼球和大耳朵，它的眼睛呈柱状向外凸。一双雕有纹饰的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造型雄奇，威严四仪，据说是世界上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青铜面具。资料介绍说，凸出的眼睛代表了古人对于眼睛的崇拜，这个面具很可能是古蜀始祖神蚕丛的形象，或是神话传说中千里眼和顺风耳的综合体。

　　此次展览的珍贵展品还包括一条金杖。它是古蜀王国最高的政权象征，纹饰图案非常特别，两支羽箭分别穿过鸟颈和射入鱼的头部，另有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此外，一组戴金面罩的铜人头像、宛如太阳形状的铜太阳形器，都显示了古蜀国文明对鸟、太阳等自然物体的崇拜。一件件神秘的出土器物闪烁着古蜀文明异彩，把观众带入了那充满异教气息的文化年代。

　　旷世奇珍映现中华骄傲

　　如果说“国之重宝”展览是古人用笔墨在绢纸上留下的平面传奇，那么目前正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中国考古新发现”展览则是我们的祖先通过雕刻、冶铸和烧制等手段营造出来的立体神话。这个展览分为4个部分：“文明探源”、“王陵风采”、“大唐风韵”和“水下珍宝”，时代跨越了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年间的5000年历史，器物包括青铜器、彩俑、漆器、玉器和金银器，120组展品来自全国9个省份的20多个重要遗址，基本上涵盖了近20年来中国考古发现的最主要成果。当我徜徉在那些带着远古气息、闪烁着中华民族早期文明光辉的珍品陈列中时，心中反复默念的词汇只有一个：不可思议！

　　走进馆内，最先震撼观者的不是什么形体雄伟的大型器件，而是一个高不足5公分的玉雕小人。别小看这个小得似乎可以挂在钥匙链上的玉件，看看它的创作年代就足以让你咋舌——公元前3600年至3300年，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在原先的想象中，那个年代似乎还处于刀耕火种、衣不蔽体、使用粗糙石器的生存状态下，然而，看过这个出土于安徽凌家滩的小玉人，一切陈腐的概念马上被肃清。这个以浅浮雕技法制成的男子像浓眉大眼，体态比例匀称，同现今我们中国人的面貌一脉相承。他的双耳钻孔，表明曾佩戴耳饰，双臂各刻有7只手镯，双臂弯曲紧贴胸前，似乎在做祷告，证明他已经有了独立的精神生活。一顶圆圆的帽子、一条斜纹装饰的腰带，以及那安详庄重的神情，都显示着他已经过着文明的生活。

　　同样出自凌家滩的还有一条无比精美的玉龙。它状似红山文化的那条代表性玉龙，首尾相接，两角耸起，脑门阴刻皱纹，然而它的龙须、嘴、鳞、爪等各种龙的要素都清晰凸现，其造型和神韵更接近于后人对龙的描绘。无论是玉人还是玉龙，都让我难以想象5000年前的祖先如何能够制造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那样精细、生动而传神，构图严谨，布局对称，造型新颖，切、割、凿、挖、钻、雕、磨、抛光等技术都运用得恰到好处，显示出古朴和神秘的美，确实叹为观止。

　　在这个汇聚奇珍异宝的展览中，最令人惊诧的是战国时代的一具漆羽人，它长着人的上身，却有着鸟的尾巴和爪子，腿部刻有羽麟，它站在一只凤鸟头上，而凤鸟又立在蟾蜍底座之上，如此奇特的造型在中国文化册页中前所未见，体现了后人尚无法猜度的独特楚国宗教文化。最令人玩味无穷的展品是一组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器上的铭文纷繁复杂，却是上古时代留给我们的讯息符号，尤其是一个大型逨盘，盘底有铭文372个字，几乎是一部完整的西周诸王世袭传承的“说明书”，文史价值不可估量。最具文化融合色彩的是从杭州雷峰塔下出土的一尊鎏金铜龙柱释迦牟尼像，将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微笑面目上自有一种慑人的魄力。最具美感的则是一组西汉时期的陶舞俑，它们身姿娇柔、广袖长舒，呈现出不同姿态的动感，犹如飘飘欲飞，那种古典美让人的心里陡生亲切感。

　　记者手记

　　展得专业览得舒心王俊

　　在香港艺术馆排队等待欣赏《清明上河图》摹本的时候，虽然等了一个多小时，然而我和同行者非但不觉得漫长，反而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这是因为艺术馆将等待的人流用中国园林回廊式的布局分隔开来，在队伍的两侧都设置了内容翔实、形式简明的《清明上河图》赏析展板。我们一边等待，一边“预习”，等到走至画前，心中已有一幅图，对照着欣赏，意味自然无穷。这种以观众为本、想观众所想的流程设计真是贴心。

　　在香港逛展览，处处都能从细节上感受到这种无微不至的优质文化服务，让我觉得观展过程既是文化的饕餮，也是精神的享受，与我在内地的不少糟糕的观展经历有着显著的差异。所谓展览，即你展我览，布展是否专业、展品丰富与否仅是一方面，观众能否览得舒心、看得开心同样重要。我们内地的博物馆、美术馆对于前者的资源和经验还算过得去，然而在服务观众方面，却存在着明显的短板。

　　“国之重宝”展览在最后一个展厅，布置了一个妙趣横生的互动区。观众可以尝试用一个个带磁力的小圈在王羲之的《兰亭序》复制品上去套出文中的21个“之”字，通过如此简单的游戏，人们会发现原来那些“之”字的参差多态，从而领略到书法之美。在香港文化博物馆的古蜀文明展上，许多展品前都有触摸屏电脑，观众可以通过互动问答来增加对文物的认知，并评选出自己最喜爱的展品。对于青铜器名称中频现的生僻字，都注上了相应的拼音。在香港艺术馆的一个篆刻艺术展上，每一位观众都可以拿起精美的印章盖在自己的本子上带回家。如此多样的互动使展览不再成为单方面的展示，而因为观众参与进来而成为一种活泼的交流，变被动欣赏为主动欣赏。那些亘古千年的文物也似乎因为沾了人气而生动起来。

　　我所观察到的香港文博展览业都非常重视藏品资源的社会化，他们知道把这些饱含文化信息的珍品藏在深闺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不仅每期展览都制作各种宣传单广为传播，而且定期出版博物馆通讯，在展览外围举行相关讲座，此外在互联网上将更为详尽的藏品资料公开，使得这些藏品的公共文化属性最大化。更重要的，他们在策展、布展和展览举行期间，都始终把观众的欣赏便利性放在第一位，一切从满足市民的欣赏需要和求知欲望出发。由此，专业的展览才发挥出了最大的价值，这些文化场馆才告别自娱自乐，成为真正的市民殿堂。在这些方面，内地的文博展览业确实值得以此为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