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额收藏：烂木头里的历史和财富

　　本报记者 吴丹 实习生 曹俊杰 发自上海

　　10月末的一天，坐落在上海古镇朱家角景区的“阿婆茶馆”，忽然喧闹拥挤起来。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家人专程来到这里参观，吸引他们的，是由唐昌科和洪涛两位收藏家联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大规模收藏匾额的博物馆——“中国翰林匾额博物馆”收藏的1000多方匾额。

　　“经营茶馆不是目的，我只想做好匾额博物馆。”唐昌科说，“这些烂木头，就是我的财富。”

　　每一方匾额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和传说

　　10年前，当唐昌科冲到农民家里，请他们把家里的门板、床板或猪圈栏的木头拆下来卖给他时，农民们都好奇，这些烂木头还能值钱？他们并不知道，留存在村落里的这些朽木，是沉淀着1700年历史的文物——匾额。

　　唐昌科对“烂木头”的兴趣，来自家中祖传的一方匾额。唐昌科的曾祖父兄弟三人，曾在道光年间同时中了秀才，当地政府便奖励了三方匾额，“我的曾祖父分到的是‘玉笋三飚’，‘文革’时期另外两方都破坏掉了，只剩下这一方。”守着最后一方代表祖上荣耀的匾额，唐昌科逐渐觉得，这块木头的价值已远远超越了荣誉和身份的象征。

　　1995年，学金融出身的唐昌科开始了匾额收藏。这一年，国内的志同道合者寥寥无几。“直到今天，国内收藏匾额的个人和机构，也没有超过10个。”唐昌科的语气里，带有一点骄傲，也有一点遗憾。

　　和所有玩收藏的人一样，10年来，唐昌科将一半的时间耗在颠簸的路程中，“不亲自跑下去，根本得不到最好的东西。”在江南9省和北方4个省，唐昌科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结识了几百个“线人”朋友。“只有在经济不发达的地方，匾额才能得以留存。所以我去的尽是路况很差的农村，翻山越岭或步行十里八里，都不算苦。”有时，为带回一块几百元的巨型匾额，唐昌科经常要付出上千元的运费。根据匾额品相、工艺和名头的不同，唐昌科的出价也从几百元到一万五六千不等。除去所有路费，仅仅是这1000多块“木头”，就花费了唐昌科200多万元。

　　跟玩其他收藏不一样的是，要了解匾额，必须广读清代的历史书籍，“清代的正史野史、人物传记、掌故，还有笔记小说我都找来读了，不读就识不了货。”现在，只要看到题词，唐昌科就能大致知道题写者的由来和地位，清代112位

状元的名字他更是如数家珍。

　　“就像2002年那一次，我听线人说起江西赣州一农民家有一方写于道光17年(1838年)的匾额,赶过去一看就知道,这是好货！”匾额下端留下题写者的名字“许乃普”，唐昌科“马上反应出来，这是‘晚清四大家’、做过工部和吏部尚书的许乃普。可匾的主人是两兄弟，怎么也不肯卖给我。”数月之内，唐昌科三度往返于上海和江西，精诚所至，才以2000多元的价格买到匾额。但前后搭进的精力和财力，早已无法计数。

　　连战一行到访时，唐昌科特意把自己的珍藏——孙中山先生题有“至性过人”楷书的匾额摆在一楼展览室的中央。这方尘封80余年的匾额，就是凭着唐昌科多年的阅历和判断，才收入囊中的。长2米、高0.7米的匾额右下方，刻有“大总统题褒”，中上方则是一枚3寸见方的“荣典之玺”印章——这是中华民国政府用来表彰或庆典的印章，至今仍在中国台湾。

　　“匾额的持有者说，这是袁世凯的题匾。我一看这是民国13年(公元1924年)的落款，袁世凯早在1916年就做完了皇帝梦了，这分明是孙中山先生做临时大总统时留下的墨宝。”唐昌科不动声色地花了6000多元，买下了这方珍贵的匾额。

　　拿到匾额后，唐昌科查找大量资料，找出“至性过人，与物无伤”这句话，原是出自三国时期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形容人的性情淳厚。“孙中山将这四个字加在‘李彭氏’身上是为什么？这个女性是谁？我们现在无法去考证。所以，这方匾额已经不仅仅是珍贵文物了，还有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等待求证。”

　　匾额收藏尚无系统

　　匾额是古代传统建筑装饰中不可或缺的素材，如此一块不起眼的配件，在当时和今天的价值，究竟如何？

　　唐昌科认为，匾额集中了中国的文学、书法和建筑装饰艺术，“匾额的题写者多是拥有声望或地位的当代名绅，字体从草书、隶书到篆书都有。”“匾额还体现着中国古代的雕刻工艺。匾额有木匾、石匾之分，木匾又分为雕刻、堆灰、泥金、榜书。”唐昌科说，相对于石刻来说，木刻更能如实体现题匾者的书法功力，所以匾额以香樟木、杉木和楠木等上好木质居多，但这又是匾额流失的原因之一，“一方面木质容易腐败，另一方面，好的木质又被农民用作家具材料，破坏了很多匾额。”

　　所以，当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得知，唐昌科个人收藏了那么多匾额时，“大家都不敢相信。”该系朱顺龙教授说，匾额收藏一直以来没有形成系统，尽管之前有洛阳政府博物馆、厦门的收藏家进行系列收藏，但都是“数量少，种类单一，有区域性限制的”。像唐昌科这样广泛、全面的收藏方式，“从文史研究的角度来说，弥补了匾额收藏的一大缺憾。”

　　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匾额收藏，已逐渐在拍卖市场上显露锋芒。

　　中贸圣佳拍卖公司2004年的春拍会上，顺治皇帝的《履中蹈和》匾额，底价为2万元，以高出底价7倍的16.5万元成交，创造了顺治皇帝作品的最高价位；慈禧太后的《延欢纳豫》匾额以16.5万元成交，同治皇帝的《德炳朱方》匾额以38.8万元成交。

　　这些御赐匾额的价格，似乎已折射出这个行情的一面。但朱顺龙教授仍认为，少量的流通，并不能为匾额的整体价值定出一个标准。

　　“判断匾额价值的标准太多，年代、品相、工艺、名头、书写内容都决定每一方的不同价值。匾额的成交量太少，所以价值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还很模糊。”朱顺龙教授唯一肯定的是，随着能供收藏的匾额数量减少，今后的匾额行情一定会上涨。

　　“现在对匾额感兴趣的大都是一些老外，买的人也不多。如果今后喜欢的人多了，我就做成小的复制品。那些文人的真品，我不会卖。我想把茶馆扩成1000多平方米，纯粹做成博物馆式的展览空间。让更多的人了解匾额的千年历史和文化价值。”唐昌科的声音，回荡在偌大的茶馆内。

　　可以期待的是，“翰林古代匾额文化博物馆”已经和复旦大学文博系合作组建了匾额文化研究室，这些历经数百年风雨变迁的“木头”，将在这里得到认可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