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黄振伟
在宋庄艺术促进会的办公室内，会长洪峰正准备接待下午要来访的香港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身为艺术家又担任副会长的王能涛正和理事马跃等几个艺术家朋友，在一起商量着“首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的事情，这个场景很能说明现在的宋庄艺术家和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
这在“圆明园画家村”时期是不可想像的，一位现居宋庄的老“圆明园”艺术家讲的一个故事很能说明从圆明园到宋庄艺术家们与政府之间已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这位艺术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很幽默地抓起一顶帽子扣到头上，“圆明园时期，我是一看到‘大盖帽’就跑，我是被抓怕了，有几次远远地把税务人员当成警察了，我是撒腿就跑。片警隔三差五就要到我工作室警告，其实我除了搞艺术还能干什么。我刚到宋庄时，曾被管那片儿的治保人员撵出过村子，态度很粗暴。我这次回来后不久，曾碰到过他一次，看到他我就紧张了，两只手下意识地就攥成了拳头，谁知他径直走过来，握着我的拳头说，以前的事太对不起了。弄得我心里蛮感动的，我感觉宋庄变化太大了。”
宋庄的这种巨大变化其实是来之不易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宋庄艺术村形成之初，艺术家们在村里的待遇与在圆明园时期类似。村民们对这些“闯入”的外来者非常敌视，即使是院子挨院子的邻居，有的也是几年不说话。每当村里要修公路，或者安装电表的时候，艺术家们都清楚，他们一定要交纳比一般村民多几倍的钱才行。有艺术家还幽默地告诉我：“我们刚来那会儿，我们养的狗都不和当地人养的狗在一起，迎面碰上了，都要互相狂叫。”
而在1997年以后，这种情况慢慢改观了，艺术家与当地村民和政府之间慢慢交融了，但还是感觉隔着一堵墙。2003年以后，因为宋庄镇政府要打艺术家这张文化牌，所以大环境得到了彻底改观。村里有什么重大举措，都会找艺术家商议，艺术家们在这时才获得了与官方相对平等的对话地位。
在“宋庄艺术促进会”的理事和监事名单中能找到方力钧、杨少斌、岳敏君这样的大画家，促进会第一批会员则整整有60名宋庄艺术家。
瘦瘦的洪峰并没有什么官架子，一边在笔记本电脑里忙着给我找一些资料一边介绍说：“艺术促进会是文化造镇办公室下属的一个机构，文化造镇的目的是通过文化品牌来打造宋庄镇，做好这一切的关键就是打好艺术家这张牌，宋庄有这么多艺术家，每个艺术家就是宋庄的一张名片，每个艺术家工作室就是一个工厂。”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把笔记本电脑推过来，让我看他们聘请视觉设计公司设计完成的“文化宋庄”品牌的VI设计，其中包括logo、纪念品设计、宣传折页等。
他说：“还都是初稿，要做的事太多了，造镇办公室下面未来还将建立宋庄文化投资公司，我们觉得艺术和商业应该结合，能够和地区产业形成联合是我们期望的一个目标。前几天新加坡投资顾问公司还到宋庄来考察，想大规模投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与艺术家们一起建立起一个良好交流的平台，我们总的原则是不干涉艺术家的自由，采取‘因势利导’，而不是‘拒绝’和‘强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