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 一道抹不掉的年俗风景线

　　每到过年，人们总会自然而然地想起年画。在我省的20多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没有哪个项目能像当初的武强年画那样普及和强势：从元代至民国初期，武强年画一直是年货市场上最受欢迎的产品，鼎盛期年销售量可达1亿对开张。然而，也很少有哪个项目走入低谷的过程像武强年画这样短暂和彻底。前几年，曾经是“家家点染，户户丹青”的武强县城，不仅前店后厂式的传统作坊已全部消失，会刻版的年画艺人也已寥寥无几。

　　幸运的是，当地政府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将武强年画列入了保护范围，并于1985年筹建了颇具规模的武强年画博物馆。也正是借助这个平台，马习钦等年画艺人才得以心无二用，数十年间潜心钻研。如今，武强年画不仅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引来了各级政府及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出现了“复兴”的态势。

　　【前世今生】

　　贴在墙上的民俗大观园

　　武强年画，也叫木版年画，产生于宋元时期，起初由民间画家用笔作画，后逐渐发展成刻版印刷。清末民初，在武强县南关有字号可考的画店就达144家，其周围68个村庄里共有1587个民间作坊从事年画的生产与销售，从业者达数千人，最高年销量达1亿对开张，约占当时全国年画销量的三分之一，武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木版年画产地之一。

　　“南桃(苏州桃花坞)北柳(天津杨柳青)论画庄，农家年画数武强。”由于武强年画多由农民自己生产，销售范围又主要在广大农村，所以呈现出鲜明的农耕文化色彩。其内容主要包括门神门画、仙佛神像山海精灵、吉祥喜庆农事民俗、传说故事小说戏曲、时事新闻讽刺幽默、花鸟虫鱼文图游艺等六大类，几乎囊括了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有“民俗生活的大观园”之美誉。

　　武强年画有门画、对联、条屏、扇面等30余种形式，可以按照不同的用途，张贴于不同的部位。从构图上看，因为木版年画全靠手工印刷，画版上若有大片空间，便会塌纸沾污画面，因此艺人们总是尽量把画稿画得圆圆满满。另外，武强年画的造型大都很夸张，人物多为五短身材，夸张的头部重点表现眼睛，动物更有“十斤狮子九斤头”之说。

　　武强年画一般是用“绘、刻、印”三道工序完成，即画师设计样稿，刻版师镌刻画版，印刷师印刷。其中的刻版是武强年画最关键、最有代表性的工序。首先，刻版所用的木材一般采用坚硬的杜梨木，这样才能保证印刷时耐磨。其次，在刻版时讲究陡刀立线，这样细小的线条、棱角才能清晰地印在纸上，这就要求刻版艺人手上的力道要非常准，而且要有较好的艺术感觉。一套画版的镌刻，需要近十道工序，最少要镌刻4块版，包括一块墨线版(印刷线条的)和三块套色版(分别印刷黄、红、蓝三色)，一套制作精准的木版印刷出来的年画，能够做到不秃、不污、四角齐全、颜色鲜艳。

　　【传奇掌门】

　　差点改行当了木匠的传承人

　　说起武强年画，人们都很熟悉，但听说过马习钦的人恐怕就不多了。作为武强年画传承人，49岁的马习钦从事这一行业已有30多年，最拿手的绝活当然是刻版。

　　武强年画镌刻技术独特，从古至今没有一部工具书可供参考，都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来传承。由于解放前刻版艺人地位低下，传承历史已无从考证，所以建国后的刻版艺人就被列为了第一代传承人。其代表人物有王福安、陈文柱等六七个，当时都在武强南关画业合作社从事刻版。1975年， 15岁的马习钦分配到武强画厂时，年画市场已经衰退，刻版师只剩下孙惠荣一人。孙惠荣的技艺得自王福安，所以被列为第二代传承人。经孙惠荣的传授，马习钦幸运地成为了武强年画的第三代传承人。

　　在武强画厂工作期间，马习钦还师承木版印刷老前辈韩贞祥学会了木版印刷技术，从而掌握了制作武强年画的整套技能。1980年，当马习钦开始担任厂里的技术员时，年画市场更是每况愈下。“年画根本卖不出去，厂里也放了假。当时，我曾想离开画厂，去木器厂改做家具。”

　　幸运的是，就在马习钦犹豫不决的关键时刻，一个重大的机遇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85年，为了更好地保护和研究年画，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武强县，竟然克服重重困难，多方筹资建起了颇具规模的武强年画博物馆。县领导的意图很明确，博物馆不仅要保护古画和古版，还要保护出色的艺人，要让这门工艺能够一代代“活着”传承下去。一身好手艺的马习钦很自然地被相中，顺利地调入博物馆，成了事业编制的国家工作人员。

　　此外，为了扩展马习钦的知识面，提高其艺术理论素养，博物馆还委派他到中央美院版画系进修。艰苦努力很快换来丰硕的成果，1994年，马习钦与人合作的武强年画“大戳锤门神”，在“中国民间艺术一绝大展”中获得金奖；1995年，在全国“艺术之乡”艺术精品展示大赛中，该作品连同“小戳刀”、“小鞭锏”等作品获三等奖。此外，他雕刻的画版“大鞭锏门神”(一套)被英国大英博物馆收存，墨线版“神荼、郁垒门神”被中央美院版画系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