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贺兴桐

　　齐明昌

　　一个人，一个名人，他的名声往往比本人走得快一点远一些。贺兴桐就是这样的。

　　在没有认识贺兴桐之前，我就听很多人谈起过他。这些人谈论贺兴桐的口吻，好像是在谈论一个旷世的英雄：他显赫的家庭背景，他经商和从政的经历，他在文学、影视和书 法艺术上取得的惊人成就……他的一切都充满了传奇色彩。我心中的贺兴桐笼罩了一层神秘的光环。我不是一个追星族，也超过了追星的年龄，但是心里仍然涌动着一种遏制不住的念头，想认识一下大名鼎鼎的贺兴桐。

　　星移斗转，我终于有了与贺兴桐认识的机会。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上就开始流传出一种神话：媒体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一些国营和民营企业的老板，都削尖了脑袋往媒体里扎，都想通过媒体捞上一把。然而媒体是国有资产，企业――无论是国营还是民营――都无权染指。不过这难不倒头脑比电脑还要灵活的企业老板，他们纷纷以介入媒体经营权的手段，来达到控制媒体借机生财的目的。许多媒体为了仨瓜俩枣的利益便“丧权辱国”。在这种风潮之下，我也开始殚心竭虑地干一些出卖领土和主权的勾当，把手中管辖的七七八八的报刊几乎出卖殆尽，同人们都揶揄我是“传媒界的李鸿章”。我退到二线之后，上级领导和我的继任者，依然让我继续干那些出卖媒体的勾当。出卖的字眼和做法当然不能见诸文字，在起草合同或向上级汇报时，我们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合作”。

　　有一天，我们的一张报纸终于“合作”到贺兴桐的老板朋友的头上。我带着蛊惑人心的办报方案和暗藏杀机的合同文本，来到贺兴桐下榻的北京友谊宾馆。

　　贺兴桐远不像传说的那样光辉四射，相貌也决不会让人惊为天人。他上身穿一件米色的夹克，下身穿一条国防绿军裤，桌子上放着一个军用挎包。贺兴桐太有名了，我不能因为他相貌平凡衣着朴素就掉以轻心。其中的道理像中国古代的武林，越是看着不起眼的人物往往越是身怀绝技，人不可貌相啊！

　　带我前来的是一个公司女老板，她年龄不大却事业有成，是贺兴桐多年的朋友。她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管谁请客她都习惯性买单，替别人管闲事的时间比给自己办正事的时间要多。她用三言两语把我隆重推出之后，戏怎么上演就全看我自己了。

　　我在新闻、文学和出版界混迹凡四十余年，对自己的笔头子的本事不敢夸海口，但是对嘴巴子的功夫我却充满信心。有一年我获了一个文学大奖，获奖作家和文学刊物的主编们，在颁奖会议的空闲时间，闲着无聊就举行“侃爷”大赛。我力挫江南群雄，荣膺“九段侃爷”的称号。我不敢说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能把我死去的老娘说得从骨灰盒里蹦出来，但是把活人说得直接死去肯定没有问题。

　　我开始舌烂生花，阐述我的办报方案，游说合作文本。我说得口焦舌敝，贺兴桐听着无动于衷。他如同得道的高僧入定一般，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双目低垂，一言不发。我一颗满怀希望的心，顿时沉入千年冰湖。

　　不能让这种冷场的局面持续。王朔在他一篇狗屁小说中描述过，对付冷场的办法是跟他丫侃尼采和萨特，中间用弗洛伊德过渡一下。我知道贺兴桐是个书法家，我就跟他丫侃书法，中间用文学和影视过渡一下。人都有软肋，说不定书法就是他的软肋。

　　我的字形同涂鸦，对书法艺术不要说窥其堂奥，连大门也没有摸到。但是由于工作的缘故，却狠狠看过一些著名碑帖的拓本，着实浏览过一些当代名家的真迹。我拿着印有他墨宝的名片，凭着道听途说的那点书法知识，把他的字铁画银钩、柳骨颜筋的夸奖了一番。但是他的脸上依然如古井不波。

　　侃书法铩羽没有摧毁我的信心，不是还可以用文学过渡一些嘛，我跟丫的侃文学，好歹我也滥竽充数当过专业作家，在文学刊物执牛耳多年，侃文学是咱的强项。

　　文学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一下子拨动了贺兴桐心灵的琴弦。他认识的影视圈朋友我也认识，他的作家朋友也曾经是我的朋友。我们的距离逐渐拉近，他的话也渐次增多。我们谈论文坛逸事，影视界趣闻；时而调侃作家，时而糟蹋编剧――短笛无腔信口吹。

　　谈话由书法起步，最后又回到书法上。钟鼎石鼓，汉隶魏碑，尊碑尊唐，碑帖之争――一通神侃。贺兴桐也趁着谈兴，拿出了他的书法长卷，铺在宾馆长长的走廊上，让我欣赏。尽管书法我是个半瓶醋，但是他的书法那种雄浑磅礴的气势，那种飞腾跳跃纵横捭阖的笔力，依然让我感到了一种震撼人心的魅力。

　　时间飞快的流失，合作的事情贺兴桐只字不提，我们也不能老是耗着。我们不得不告辞。临别之际，贺兴桐忽然对我说：“兄弟，合作的事情就这么定了。”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一个人最初的印象是深刻的，但并不一定是准确的。

　　我第一次见到贺兴桐，觉得他高深莫测，就是不说话也自有一种威严。一个和他熟悉的朋友最初也是这样评价他的。他说：“我操，老头穿一军裤，背一军挎(北京人称军用挎包为军挎)，一下子就把我镇了。这年头要是没有两把刷子，谁敢穿军裤背军挎？我感到老头的道儿太深了。”他说出了我对贺兴桐想说而又不能准确表达的最初印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改变了对贺兴桐最初的印象。

　　贺兴桐不是那种故作高深的人，也不像某些人一样总摆出一副马克思的面孔，脸上写满思想；他也不会端着名人的架子，拽得跟全国粮票一样。我和他初次见面的时候，他身患糖尿病，正被病魔折磨；家庭也有不足外人道的龃龉，正心事重重。他虽然是个文化人，但是和普通文化人的经历不同，不会像我和我的哥们那样整天东扯葫芦西扯瓢，狗腿扯到羊胯上。在具备一定气氛的时候他也很健谈，但却从不会胡侃。他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在冷峻的外表下，经常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人文关怀。

　　贺兴桐的生活自理能力非常差，虽然没有发生像爱因斯坦那样煮鸡蛋把手表当成鸡蛋放进开水锅里，但是他除了“亲自吃饭”和“亲自睡觉”之外，其他日常生活的琐事大都是靠秘书协助。他会经常为了寻找明明放在手头却忽然失踪的文件烦躁不已，为了寻找不翼而飞的日常用品焦灼不安。但是对朋友他却表现出他本不具备的细致和耐心。

　　为了报纸的合作，我们一行七人从北京飞到山东，威海、烟台、济南、青岛，一路奔波。他是我们当中最年长的一个，每到一处，他总是不辞辛苦地张罗我们“亲自吃饭”和“亲自睡觉”。住进宾馆，他要到每个人的房间一一查看，嘘寒问暖；大家在饭桌边团团坐定之后，他点菜总是尽量兼顾每个人的口味，力争人人都能吃到可口的菜肴；喝酒贪杯的人，他总是及时提醒他们不要喝高。

　　我们去山东是临时动议，走得十分匆忙，我没有来得及回家拿衣服就上了飞机。当时正是炎热的夏天，几天没有换衣服。衣服上已经发出很不友好的气味。在济南偏偏我又不慎将眼镜丢失。没有眼镜我就变得有眼无珠，起草文件时根本看不清电脑屏幕上的字迹。我们这次山东之行，对未来的合作至关重要，所以投资报纸的老板也“御驾亲征”。老板是个“海归”，为人非常热情豪爽。贺兴桐看出我的窘状，就在老板那里为我说项，让他出血为我购买眼镜和洗换的衣服。贺兴桐同时还提出，让和我一同前来的同事以及“海归”老板的司机，也顺便购买几件衣服。豪爽的老板马上慷慨解囊。

　　我们几个人“血洗”青岛的服装市场。

　　我穿上假冒并不伪劣的名牌服装，戴上价真货实的老花眼镜，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馨。

　　那个“习惯性买单”的女老板，对我们报纸的合作一向拔刀相助，出钱出力在所不惜，豪爽义气不让须眉。有一次和我们商谈事情，直到半夜才结束。她是属于京城购买商品房较早的那一批人，当时京城的

豪宅都在偏远的郊区，她居住的什么花园，马路上不塞车也要驱车一个小时才能到达。郊区的马路清冷僻静，虽然不至于发生蒙面大盗剪径抢劫的恐怖事件，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深更半夜在偏僻的马路上开车，总是充满了凶险。贺兴桐不放心，十分不放心，不顾女老板的再三劝阻，坚持打了一辆出租汽车，尾随在她的车后，一直把她护送到家。

　　贺兴桐对朋友关心，对很多和他并没有什么密切关系的人也一样关心。

　　年底是部队老兵退役新兵入伍的时刻。这一年，一个要退伍的战士，胸中颇有一点文墨，想留在部队报考军校。他通过朋友找到贺兴桐时，部队的复员工作已经尘埃落定，该走该留的人都已经板上钉钉，进行变更的难度不亚于打一场局部战争。古道热肠的贺兴桐并没有知难而退，撒手不管，他几乎调动了所有铁杆的和并不铁杆的关系，为这个小战士奔走。

　　一个人发迹变泰或名声显赫之后，家乡的父老乡亲不免前来打扰，很多一阔脸就变的权贵或名流不免心生厌烦。但是贺兴桐从不这样，每次家乡来人，不管是沾亲带故还是素昧平生，他都一样热情接待。他给乡亲大把花钱，请乡亲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给人的感觉他好像就是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江。宋江仗义疏财，是为了维持他在水泊梁山第一把交椅的地位，是为了保持他在江湖上的口碑和形象，为了将来能被皇帝招安。贺兴桐并没有称霸江湖的野心，没有被招安加官晋爵封妻荫子的欲望，也没有让人家投桃报李的念头。他这样做，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是出于一种淳朴的乡情，出于对家乡父老乡亲的挚爱。

　　我们和贺兴桐以及“海归”老板之间的合作，尽管“会谈是在热烈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双方最后并没有“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达成协议如下”。合作热闹了一阵子就销声敛迹，寿终正寝。我和贺兴桐之间的友谊却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人已走，茶未凉，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经常招呼我去“亲自吃饭”，我也经常去找他胡吹神侃。特别是我“光荣”之后，举家迁到北京，和他成了“门当户对”的邻居，彼此之间的走动就更加频繁。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来华，他宴请老布什要召开新闻发布会，就让我帮他邀请记者；他偶有佳作“杀青”，对摆弄文字略知0.5的我便派上了用场。我经常被他请到

装修别致的家里，他喝着清茶，我喝着他冰箱里的啤酒，然后我就不知天高地厚的指手画脚一番。

　　贺兴桐没有名人的架子，平易近人，但是如果你把他看成是一个好好先生，就大错特错。他有着棱角鲜明的个性。

　　贺兴桐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母都是为革命献身的烈士。解放之后，他的一个亲戚成为共和国赫赫有名的元帅，自幼失怙的贺兴桐被这个元帅接到家里，供他上学读书，把他抚养成人。他是在军人的家庭长大的，身上自然有浓厚的军人气质，办事干脆利索，从不拖泥带水。他身上也有军人的威严，当你办事拖拖拉拉时，他就会冲冠一怒。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贺兴桐冲冠一怒为工作。

　　我们报纸的合作进入紧张阶段，合作的文本要交上级审查。那时我已经退居二线，负责合同送审的是我们单位新上任的头头。这厮专程从天津奔杀到北京，文件居然没有带全。贺兴桐本来就对这厮磨磨唧唧的劲头心里老大不爽，现在他居然玩忽职守，恼火的程度可想而知。贺兴桐不便对这厮发火，就对秘书大发雷霆，让秘书连夜开车到天津去拿文件。我们都心知肚明，他这是借题发挥，是当着和尚骂贼秃。贺兴桐的脾气像三伏天的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暴风雨过后转眼就是蓝天白云。第二天，贺兴桐似乎忘记了昨天的不快，盛情邀请我们大家去北京的大觉寺喝茶。我们在大觉寺品尝纯正的碧螺春，饱餐地道的浙江菜，低斟浅酌鲁迅笔下描写的孔乙己喝过的绍兴黄酒。名茶美酒下肚，一切不愉快烟消云散，我们的心情重新变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愉快，一样舒展。

　　我看到贺兴桐另一次发脾气是在湖南。“海归”老板要去湖南和省里的政要洽谈商务，贺兴桐和我先期到达，做一些必要的安排。贺兴桐的老同学是一张全国大报驻湖南记者站的老大，他答应贺兴桐找车去机场接“海归”老板。飞机已经起飞，很快就要到达机场，他的同学还没有找到适合接机的汽车。贺兴桐勃然大怒，电闪雷鸣的批评暴风雨般倾泻到老同学的头上。幸好飞机晚点，时间差挽救了老同学，他借到了车。贺兴桐的脸上也雨过天晴，话语中开始流露出对老同学的歉意。

　　有一种人天生具有领袖群伦的本领。他们没有显赫的身世，也没有大权在握，但是许多人会把他当成精神领袖，不顾一切地追随他，心甘情愿地听他指挥。贺兴桐就是这样的人。他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打过仗，可是很多人都叫他贺司令或者司令。他确实也是当之无愧的司令人，他身边经常聚集着一批人，听他的指挥，为他办事奔走。

　　贺兴桐是在元帅家里长大的，逝世多年的元帅，影响力正随着岁月的流失淡出人们的记忆。对年轻人来说，当年赫赫有名的元帅只不过是一个遥远而又模糊的影子。贺兴桐并非元帅的直系亲属，元帅的余荫自然不能替他挡风遮雨。形成司令的局面，一切都是靠他人格的魅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我从认识贺兴桐的那天起，就被他人格的魅力吸引，情不自禁地加入到跟随他的队伍中。我们的队伍像当年的红军一样，日益发展壮大。我们的社会是个有序的社会，我们庞大的队伍当然也要有次序。虽然我们不至于像水泊梁山那样排座次，但是也要有个上下左右。我们就按照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以年龄为序排出上下。贺兴桐比我们年长而且德高望重，是当仁不让的大哥。我则因马齿徒长忝居第二，成为二哥。于是我们就大哥二哥地叫了起来。

　　贺大哥在和我们洽谈报纸合作的同时，还在策划兴建一个中国艺术宫。他告诉我们，“海归”老板已经划拨了兴建艺术宫的地皮，他也拿到了文化部的批文，万事俱备，就缺一个策划方案。这个信息披露之后，两个小兄弟就主动请缨撰写策划方案。这两个小兄弟，一个是名牌大学文博专业毕业的高材生，对文博和收藏极为熟悉，谈起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给人的感觉故宫就是他们家；一个是新闻界的精英，一支无中生有的生花妙笔横扫了许多企业老板，他的目光特贼，在青石板上也能看出发财的绿芽。两个人都自己开公司当老板，但是现在都心甘情愿地为大哥效力。他们用最短的时间拿出了方案，两个方案春兰秋菊各擅胜场。他们两人自然也就成为我们队伍中的一时瑜亮。

　　不久，贺大哥又策划了一个海岛开发的方案。一个过去他的部下现在已经成为公司老板的人，专程飞到北京来谋划此事。这厮长得的确很有创意，前额的头发已经集体移民到了下巴上，看上去特生猛。别看他样子像一介武夫，但却是猪八戒喝了磨刀水――内秀。他很快就拿出了图文并茂的初步方案。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贺大哥马上拍板集体飞往主管这个海岛的城市。“一时瑜亮”放下自己公司繁忙的业务，“习惯性买单”女老板置方兴未艾的事业于不顾，在贺大哥的率领下，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杀向海岛。

　　当时我因为要打理报纸合作事宜，不能一同前往，为失去这次和大哥出行的机会，我几乎悔青了肠子。据亲历海岛开发的弟兄们回忆说，他们在那里工作夜以继日，白天考察，晚上“一时瑜亮”还要披星戴月，分头撰写开发方案。海岛开发的事情尚未落幕，贺大哥就又带领弟兄们旋风般地席卷江苏那几个中外驰名的小镇，洽谈了一些力所能及和力所不逮的开发项目。每到一处，当地的官员们如众星捧月般环绕着贺大哥，贺大哥也不停的操劳。一个小兄弟说：“大哥的精力真充沛，60多岁的人还和年轻人一样朝气蓬勃，可以连续几天不睡觉。跟大哥出去，虽然干活累得贼死，但是玩得也贼开心。”

　　我曾经问过一些人，为什么会如此心甘情愿地追随贺大哥。一个人告诉我：“我本来也是牛气轰轰的人，不知为什么，一见到贺大哥就一点脾气也没有了。他比我高出太多了。他想干什么事情，不用开口，只要露出一丝口风，我他妈的立马就去办。你想啊，大哥是何等的高人，大哥露出口风要办事是给我们机会，能为大哥办事是我们的荣幸，我们能错过机会吗？”

　　贺大哥和我们称兄道弟，但是在一些官员面前他就成了真正的司令，对官员极具“杀伤力”。他一身的学问，超群的艺术造诣，再配合着长者风范，很快就能征服一批又一批的官员。不管多大的官，到了贺司令面前立刻感到官降三级矮了一头。

　　司令常来又常往。司令经常带领我们到各地“扫荡”。我们到山东，那些城市的父母官，都对我们的贺大哥毕恭毕敬，有的甚至全程陪同。贺大哥率队去海岛洽谈开发，当地的政要和肩头将星闪耀的高级军官，都鞍前马后地供之驱策。他和我们洽谈报纸合作的时候，我们上级主管单位的“大猫”，也是个很有个性的角色，一般人轻易看不到眼里。但是和我们贺大哥恳谈了不一会儿，就称呼他为“贺老”。“贺老”其实并不比他老，他们几乎是同龄人，他对贺大哥的尊敬由此也可见一斑。他是个书法爱好者，两个人因书结缘，我们的合作没有谈成，两个人反倒成了朋友。

　　当司令有快乐也有烦恼。他有凝聚力和号召力，自然就会有些机构要借助他的这种优势。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让他担任了常务理事，世界文化名人协会不甘落后，马上请他出任副会长。世界华商联合总会也趁火打劫，让他坐上了会长的宝座。至于让他挂名当理事其实并不“理事”的协会就更多。甚至一个什么探讨妇女问题的论坛也找上门来，让他当挂名的掌门人，以壮声威。他被繁忙的社会工作弄得焦头烂额，经常不得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去出席这些机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会议以及应酬。

　　贺兴桐平时不苟言笑，有长者风范，当然脸上也不是整天充满阶级斗争。他的脸上一般都是出于平静状态，有时候也会表现出十分天真和童趣的一面。

　　一天，一个衣冠楚楚的人来看望贺兴桐。这个人是“习惯性买单”女老板的部下兼生意合伙人，也是贺兴桐的朋友。他上大学读的是日语专业。闲谈时贺兴桐说：“过去我有个同学，天天要说一句日语，现在我说出来你能翻译一下吗？”

　　“衣冠楚楚”说：“你说出来我试试看。”

　　贺兴桐一本正经地说：“罗罗罗罗咦罗咦罗……”

　　“衣冠楚楚”思索了半天也没有翻译出来。他是个老实人，脸登时红得像喝了酒。他说：“要不我回去查查日汉字典？”

　　贺兴桐说：“你不用查了，我告诉你吧，我的同学说，他家乡赶猪时就是这样吆喝：罗罗罗罗咦罗咦罗……”

　　在场的人哄堂大笑。

　　贺兴桐是个文人，骨子里自然也不乏文人的浪漫。

　　在湖南洽谈合作，一天饭后我们乘车观光雨中的长沙。或许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惹起了他的思绪，或许是窗外稔熟的景物触动了他的诗兴，他忽然背诵起唐诗、宋词中的名篇来，一背就是若干首。然后他又即兴表演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片断。他背诵台词充满激情，让我眼前幻化出了当年话剧演员金山的形象。金山在电影《风暴》中扮演施洋大律师，有一段为工人辩护的长长独白，曾经饮誉戏剧界。我不敢违心地说他的演技比话剧皇帝金山还棒，但是可以极其负责地说，他训练有素，深得表演艺术的三昧。他用京腔楚韵普通话背诵的台词，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如果他的体形再标准一点，相貌再像他儿子贺晓那样帅哥一点，他粉墨登场，肯定能成为话剧界的一代宗师。

　　我和贺兴桐的年龄相差无几，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带着“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梦想，唱着苏联歌曲长大的。苏联歌曲已经在我们的心里生根开花。贺兴桐背诵台词之后，余兴未尽，又哼起了苏联歌曲。他哼的苏联歌曲尽管没有荒腔跑调，但是水平确实让人难以恭维，就是和三流歌星比，也还差了老大一截子。

　　在湖南一直陪同并亲自为我们开车的女老板，年轻时肯定是个美人，一双眼睛不知“电死”可多少男同胞。她看到“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老家伙们又唱又念，几乎笑断了她的杨柳腰。

　　贺兴桐走南闯北多年，性格豪放，让我奇怪的是他竟然不吸烟也不喝酒，没有一般人常有的不良嗜好。他吃饭也很简单，通常都是青菜米饭，不管多么高级的宴会，从来也不生猛海鲜飞禽走兽，几乎过着和清教徒一样的生活。这种生活习惯和他的经历，和他豪放的性格实在不符。我想他可能是珍惜生命，尽力克制自己，不像我一样无肉不下饭，烟酒无度醉生梦死，虚掷宝贵的生命。

　　一天，我和他的几个朋友又在他家聚会。我们几个人为了把几瓶“茅台”造下去，互相之间不断甜言蜜语花言巧语地劝酒。他看到我们一个个醉态可掬，十分开心。酒后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我本是个很豪爽的人，过去很能喝酒，每次能喝一两斤，还都是高度的。”

　　我努力想像着他当年“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的豪气，可是无论怎样想像也和眼前的他对不上号，就忍不住问：“当年你真的这么能喝？后来怎么戒酒了？”

　　他沉重地说：“自从妻子车祸去世之后，我就再也不喝酒了。”

　　古人说：人怕幼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人生三种最不幸的事情，贺兴桐竟然遇到了两种。谁能想到和年轻人一样浑身充满活力的贺兴桐，心里竟隐藏着如此巨大的隐痛。我看到他岁月沧桑的面孔，心里不禁有些苍凉，对他生出很多的同情。

　　贺兴桐上大学读的是新闻系，毕业之后也是长期供职报界。“文革”之后他鬼使神差，竟然写起了小说，写起了电影文学剧本。他写出了长篇小说《武陵魂》，写出了长篇小说《静静的湖水》，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元帅之死》、《鹿鸣翠谷》、《青春无悔》《痴恋》……26部影视剧本相继问世。

　　歪打正着，他在文学界和影视界居然闯出了不小的名堂，成为横跨文学、影视和新闻的“三栖”作家。很多人都预言他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中国文坛的巨擘。不料他突然又迷上了书法。他不管别人怎样不理解，怎样劝说，他依然故我地遨游在汉碑晋帖的艺海之中，思索着明清宗碑宗帖的争论。断帖摹飞白，残碑拓硬黄，退笔如山，墨写千缸，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书法界又闯出了名堂。每有所作皆价值不菲，动辄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草圣”、“书神”的桂冠纷纷落在他的头上，“奇才”、“怪才”、“鬼才”的美誉纷至沓来。

　　“草圣”的说法，香港的报纸是始作俑者。他的书法在香港展出，很多海外华人和日本客人都推崇有加，于是香港的报纸就“草圣”、“书神”，沸沸扬扬的闹腾起来。

　　他曾经对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几年前他在一个省从事商务活动。这个省的省长是他的朋友。一次，省长接见一个日本商人，这个日本商人松崎对促进中日友好十分热心，向中国捐赠了300多万美元，修建一座医疗康复中心。省长问他要什么回报，他先摇了摇头，过了一会儿才说：“如果有可能，请天子山人作首诗并为我狂草一幅字。我喜欢他的诗，也喜欢他的字。”省长满口答应。

　　日商松崎告辞之后，省长作难了。中国的诗人、书法家多如牛毛，上哪里找这个天子山人？他问贺兴桐知道不知道天子山人姓字名谁，仙乡何处。贺兴桐说：“天子山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省长说：“我认识你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你什么时候成了天子山人啦？”

　　贺兴桐说：“天子山人是我的号。”

　　在省长的陪同下，贺兴桐来到松崎下榻的宾馆。贺兴桐赋诗两首，并当场挥毫将两首诗写在宣纸上：“富士山泉扬子江，殊途同归太平洋。一衣带水隔不开，中日友谊源远长……”

　　松崎当然知道天子山人贺兴桐的字是什么价值，大喜过望，突然匍匐在贺兴桐跟前。他本来说得就不很流利的中国话，一激动就变成了中日“组装”的汉语：“我的，捐赠的小小的；你的，回报的大大的――大师，谢谢！谢谢！”

　　贺兴桐被松崎闹得措手不及，连忙拉起松崎，说：“我小时候寄身古庙，书法得益于一位土家族老尼的指点，略通皮毛，多年来全凭自己揣摩和磨练，才摸索到一点书法的门径。大师二字愧不敢当。”松崎说：“不，你是当之无愧的大师。我看到报纸上不断报道，说你是‘草圣’、‘书神’，是‘狂草大师’。”

　　除了这种口头文学，披露贺兴桐书法活动资讯最多的还是媒体。报载：

　　2004年2月，香港举办世界收藏家大会。贺兴桐在会上即席挥毫，书写自己的赋作《锦绣大理序》。已经年过花甲的贺兴桐居然凭着记忆，将666个字的作品，一字不差地写在了长达9.6米的温州皮纸上。人们对这幅鸿篇巨制交口称赞，拍卖时竟以300万港币的天价成交，开创了我国当代书法拍卖价格之最。

　　2004年4月，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率团访华，贺兴桐向布什赠送礼品，礼品就是他自己书写的一幅价值几百万的长卷。老布什早年曾在北京工作，对中国的文化并不陌生，看到贺兴桐的书法长卷，兴奋之极，翘着大姆指连呼：“OK！OK！”……

　　香港的报纸竞相报道贺兴桐的书法，国内的媒体也推波助澜。他们都铁了心一口咬定贺兴桐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一代书法宗师，说他临案挥毫犹如龙蛇走壁，他的字是虎卧凤阁，龙跃天门……

　　我对书法之道缺少研究，无法对贺兴桐的书法艺术的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我却有幸看到过贺兴桐当场作书的情景。他拿起笔沉思片刻，然后笔蘸浓墨在纸上疾书，挥笔有声，如刀镂金石穿云裂帛，如河出壶口气势滔滔。洋洋长卷倚马可待，在场的人无不赞叹。他的草书，无论是长卷还是小幅，都是以雄强霸悍的笔力，畅酣淋漓的墨彩，表达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种阳刚粗犷的气韵，感到一种踏古倒今的欲望。他的字不认真揣摩，很难体味个中精妙。

　　我也听到有人对贺兴桐的书法颇有微词，说他的字很难判断师承，言外之意就是缺少师承。我一直想请教他学书的经历，但是始终没有机会启口。有一次他和我闲聊，一下小心说了实话。他说：“我的字更多的是师法自然，风吹树动，月移花影，流泉飞瀑，蛙唱蝉鸣，都可以入字。”他的话使我想起了唐代的“草圣”张旭。张旭与担夫政道悟用笔之意，“闻鼓吹”和“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得笔法。韩愈说张旭是“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鱼虫，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化，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张旭也是师法自然的大师，可见自古以来师法自然就是学书的一种途径，一种可以创新的途径。俄国有个作家叫契珂夫，这厮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让我佩服得一塌糊涂：“新手应当永远凭独创的作品开始他的事业。”独创往往比单纯的继承更有活力，一代宗师都是凭独创风格才开山立派的。贺兴桐的书法不因袭古人，不落前人窠臼，独辟蹊径，才营造了今天的成就。

　　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贺兴桐也不是万能的。茨威格小说《象棋的故事》中描写了一个象棋大师，下棋是个绝顶的天才，但是在生活中的本领却让人十分失望。贺兴桐也是这样，他在书法、文学和影视领域里是天才奇才鬼才，但是在有些方面的智慧反不如常人。

　　他拥有多部手机，彩屏和弦的，带摄像头的，甚至还有能看电影的。这些手机尽管功能异常强大，但是到了我们敬爱的贺大哥手里就变成了只有一种功能：打电话和接电话。别的功能他一概不会，也学不会。有一次，他说他的手机总是发出吱吱的响声，装在口袋里像装着一只小耗子，问我能不能将响声“喀喳”一下干掉。我拿过手机一看，原来是别人给他发的短信，他不会看也不会删除，手机被打爆，所以提示来短信的声音就连绵不绝，困扰得我们贺大哥心烦意乱。我删除短信之后，手机立刻安静下来。

　　他搬到了新居，家里安装了一部传真机。一天，他突然气急败坏第说传真机坏了。新购买的传真机怎么会坏呢？我仔细观察，原来是他把传真纸放错了位置。

　　这就是贺兴桐，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贺大哥！

　　早在几年前，电脑就水银泻地般侵入文化人的生活。摆弄笔头子的作家不管年龄大小，几乎都用上了电脑。但是贺兴桐不管写故事多么曲折的小说，文笔多么优美的散文或诗赋，还是沿用老祖宗蒙恬留下来的笔。他看到我的年龄和他相差无几，居然也把电脑的键盘和鼠标折腾得死去活来，颇为羡慕，就对我说：“兄弟，我也要学电脑。”

　　贺兴桐就是贺兴桐，说学电脑马上就有人将电脑送上门来，而且是款型最新锐功能最强大的

笔记本电脑。他很高兴，让我带上笔记本和他一同杀到长沙，以便在洽谈商务之余教他学电脑。我们在一起住了好几天，也没有见他提起学电脑的事情，当然我也不能勉强他学。圣人有遗训：人之患在于好为人师。我不能成为人之患！他不学我也不能让电脑闲置，我就天天在网上流窜，在网络游戏中疯狂修炼武功，拼命增添装备；在聊天室胡言乱语，鬼话连篇；在QQ上老黄瓜刷绿漆――装嫩装清纯，不断勾美眉……直到我离开长沙，他也没提学电脑的事情。

　　不久我们又见面了。我问他学电脑到了什么境界，他说：“我把电脑送人了。”晕！气得我几乎吐血。

　　后来他又拥有了一部笔记本电脑。他又说要学电脑。一天晚上，他要我教他学上网。他写字时十分灵巧的手指，到了电脑的键盘上竟然是那样的笨拙，那样的无奈。书法家贺兴桐和学电脑的贺兴桐判若两人。挥笔写字，写小说和影视文学剧本，他是个天才，是个天才中的天才，但是他学电脑――让我怎么说呢，我不敢说我大哥是个笨蛋，是笨蛋中的笨蛋――反正不够聪明就是了。

　　时光如水，哗啦啦一天又一天；岁月如歌，唏哩哩唱不成调。至今，贺兴桐的手机依然只能打电话，传真机也依然经常出“故障”，他也依然嚷嚷着要学电脑学上网……

　　2005年8月草于京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