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悠久，且不去追溯六七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就从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代算起，距今也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几个重要的阶段怎么划分？序幕如何拉开？展览的重点和高潮在哪儿出现？开会无数，专家们最后终于确定按“燕蓟遗址”、“北方重镇”、“统治半个中国的都城”、“元大都——全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明、清北京城”的划分来展示。现在的新首博史展中仍借鉴沿用这一脉络。

　　经过两年多紧张筹备，1981年10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的孔庙里，历经了三起两落的首都博物馆终于正式开馆。

　　早上九时，一位退休工人第一个走进了首博的大门。馆长梁丹亲自将他迎进大门，带着他参观了《北京简史陈列展(古代历史部分)》、《北京民俗展》、《李大钊纪念展》三个展览和孔庙古迹。老工人紧紧握住梁丹的手，说：“真希望让大家都来看看。”

　　“借宿”古建中，首博借了孔庙的“光儿”：有700年历史，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砚水湖，大成殿……观众流连在古建筑群中品味文物，审视历史，与数百上千年前的古人对话，恍如隔世。

　　但是，孔庙带给首博的尴尬也很快显现。开馆两年后，孔庙被国务院定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意味着从此这里不宜大兴土木，必须保存历史原貌。从那时候起，首博展厅从未展开过大规模修缮。

　　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闭门谢客；占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可利用的展览面积不超过1000平方米。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十余座碑亭封存起来作文物库房。由于达不到文物恒温恒湿的保存标准，每年夏天最闷热的时候，工作人员每天早晨都要打开书画库房——崇圣祠内的抽湿机，水一抽就是一大桶。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家迈进快速发展时期，各省市掀起了新一轮博物馆新建、重建、改造浪潮，其中起步比较早的以陕西博物馆为代表，90年代后，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南京博物馆相继落成。

　　而此时，首博“馆庙合一”的局面越来越难以维持：经过几十年不懈的收藏，首博馆藏文物已达到12.6万件，由于展厅面积小，展品总数不及二十分之一，丰富的馆藏和逼仄的展厅矛盾日益尖锐；中外交流无法进行，一些有心合作的国外著名博物馆馆长到此一转，就放弃了合作的打算。首都博物馆事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1994年，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刚到任，首博馆长马希桂就跑去“诉苦”，还三次请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调研，希望可以在自己退休之前为“首博”找个新家。建筑大师张开济等专家也为“首博”建新馆四处奔走，多次呼吁。但是，建设一座新馆当时至少需要5000万元！马希桂回忆，当年北京市政府同意建新馆，但需要资金自筹。“首博”的新馆梦只能作罢。

　　(三)1997年，半年内6份立项报告，市政府拨专款，新首博建设启动

　　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已吹遍各地，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增长，人们对文化的渴求与热情与日俱增——美术馆、音乐厅不再门庭冷落，民间“收藏热”在悄然升温，私人博物馆也开始发芽。1997年元旦刚过，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家经过合法注册的私人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就在著名的古文化街琉璃厂西街开门迎客。随后非公办博物馆像雨后春笋般大规模兴建。同年9月，位于宣武区湖广会馆内戏曲博物馆正式挂牌开放，这标志着本市注册博物馆数量达到100座……北京的博物馆迎来了又一次发展良机。

　　此时，摆在时任市文物局局长梅宁华面前的是一道必答题——在首都经济、城市建设持续快速发展，门类众多、体制多样的一批中小型博物馆纷纷开放的情况下，北京究竟还需不需要建设一座新的综合性大型博物馆？“馆庙合一”与首都的地位是否相称？

　　当时，围绕着该不该建新馆众说纷纭，争论激烈：

　　——“北京有历博、革博、故宫等知名大馆，有自然博物馆、天文馆等专业馆，还需要建新的首都博物馆么？花这么多钱值不值？”

　　——“建这么大的博物馆，里面放什么？”

　　——“几十年了，几代人都在努力，想把建设新首博的事情办成，都徒劳。”

　　为了给出最合理的答案，市文物局经过一年细致调查后得出结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现代化大都市，首都北京需要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向全世界展示城市形象及内涵，展现璀璨的历史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百忙之中的吴晗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首都历史与建设展览”的分期、对象和有关问题的座谈会，会后首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陈列大纲开始编写。就在大纲已基本完成，并征集了一批“社建文物”时，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各地兄弟馆借调的人员不得不先后返回，陈列计划成了空架子。

　　1958年，向世界证实新中国新面貌及实力的十大建筑开始动工，仅用了一年时间全部完成，其中大型国家级博物馆占到一半。与此同时，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地质博物馆、定陵博物馆、周口店北京猿人展览馆……一座座新博物馆先后建成，火热的博物馆建设浪潮中，专家们再次呼吁筹建“首博”新馆。

　　然而，三年困难时期很快来临了，“首博”计划只能搁置。

　　1960年12月，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被撤销，与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合并成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人员缩减，文物移交。

　　转眼三年过去，国家逐渐走出经济困难期，首都博物馆筹备处再次批准恢复，地点仍在北海后门的天王殿。只是将原本照搬“苏联老大哥”的“首都历史与建设博物馆”正式更名为“首都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生马希桂、郑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张宁……七八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被挑选进馆。

　　接下来，历史的风向再次陡转。还未及施展才华，懵懂的大学生们有的被派去搞“四清运动”，有的只能“赋闲”在馆。

　　1966年“文革”开始了。一些博物馆迫于政治压力，只好闭馆躲避风险，即使开馆纳客，也只能办些“上头”授意的“红卫兵破四旧战果”、“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等展览。

　　1969年9月，首博筹备处再一次被撤销。

　　(二)1979年，寄居孔庙，首博有了第一个家

　　1979年，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当年6月，北京市文物局成立。不久，首博的重建工作第三次启动。当时，最现实的办法仍是利用北京现有的古建筑。9月，首博筹备处主任梁丹进驻在“文革”中保护尚好的中国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场所——孔庙，准备以庙为馆址，为首博正式对外开放做先期准备。原属首博编制的干部也重新归队，蛰伏于心20多年的愿望和热情终于有了释放的地方。

　　几经推敲，开馆首展被确定为《北京简史陈列展》。

　　北京历史悠久，且不去追溯六七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就从有文字可考的商周时代算起，距今也有三千多年的文明。几个重要的阶段怎么划分？序幕如何拉开？展览的重点和高潮在哪儿出现？开会无数，专家们最后终于确定按“燕蓟遗址”、“北方重镇”、“统治半个中国的都城”、“元大都——全中国统一王朝的都城”、“明、清北京城”的划分来展示。现在的新首博史展中仍借鉴沿用这一脉络。

　　经过两年多紧张筹备，1981年10月1日，在北京东城区国子监街13号的孔庙里，历经了三起两落的首都博物馆终于正式开馆。

　　早上九时，一位退休工人第一个走进了首博的大门。馆长梁丹亲自将他迎进大门，带着他参观了《北京简史陈列展(古代历史部分)》、《北京民俗展》、《李大钊纪念展》三个展览和孔庙古迹。老工人紧紧握住梁丹的手，说：“真希望让大家都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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