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居寺与杨乃武案卷(2)

　　奏折指出：将浙江巡抚杨昌浚原先上报的案情与胡瑞兰复审的案卷“逐一详核，尚多歧异之处”。如，关于所谓葛品连发现杨与毕奸情的细节前后矛盾，先说杨与毕奸情被葛品连撞破，后来的供词中又无此事了；所谓杨在钱宝生药铺买毒药的时间前后不一致；而且钱宝生系重要人证，只在县里传讯了一次，为何杭州府没有亲自审问？是否曾与杨当面对质，也未提及(按：钱是开药铺的，在刘锡彤的诱骗之下做过伪证，谎称曾售给杨毒药。杨曾多次请求与钱对质，均遭拒绝。此人在胡瑞兰复审之前已死于狱中。据同监犯人称，系被害而死。)再如，邻居王心培证言中说，葛毕氏经常白天不在家，夜间常听其开门，“究竟往来者系属何人”，葛毕氏没有交待，复审时也未详讯；还有一点，杨乃武告县令刘锡彤之子刘子瀚(按：此人曾强奸过毕秀姑，因怕事泄，积极参与制造杨、毕冤案)，可是此人却未出庭，只派人传过一次，回来说刘海升(按：系刘锡彤另一个儿子)已经回原籍了。刘海升与刘子瀚是否是一个人？也未交待。奏折说：“以上各节均系案内紧要关键”，而胡学政又没有在复审中“逐层剖析”，未详细声明“供词因何不符”，所以“臣部(刑部)未便率复”，请求朝廷降旨，命“该学政提及犯证，将复审与原审情节因何歧异之处，再行讯取详细供词”，弄清楚之后，具奏朝廷，再由刑部核议。

　　据有关资料证实，朝廷果然饬令胡学政再行认真审问，并不得再用严刑逼供。胡又审了两次，杨、毕二人再次翻供，胡瑞兰复奏时说：“案情重大，人言纷纷，实非愚臣所敢专断，请特简大臣，另行复审。”在众人的呼吁之下，西太后谕：“将此案交刑部彻底根究，提京审问。”刑部奏谕：即令杭县令刘锡彤将全部犯人，证人押解来京，这才有了后来的真相大白。从另一角度说，也才有了多少年以至当今戏剧曲剧舞台上、电影电视屏幕上那一幕一幕曲折动人的故事——《杨乃武与小白菜》。

　　案卷归宿

　　《钦差查办案事件》奏折共7页，1175个字，全部用毛笔小楷书写，字迹工整。这是光绪元年(1875)十月三十日由法务大臣沈家本写给光绪皇帝(实际是两宫太后)的关于复议杨乃武案件的奏折，题为《钦差查办事件》。沈家本在奏折中详细陈述了胡瑞兰、边宝泉等4份奏折的不同之处，认为此案尚需复议。1994年，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沈厚铎先生投书《北京晚报》，首先说明他是沈家本的四代曾孙，并说明沈家本在光绪年间不是法务大臣，而是刑部左侍郎大理院正卿。据沈厚铎讲：“文革”时扫“四旧”，他怕家藏的先祖沈家本遗著稿本、抄本、日记等珍贵史料遭劫，遂装了4箱书卷送到北京图书馆，后又被转送到北京市文物局。“文革”结束后他曾找到市文物局，文物局的同志帮他找到了不足四分之一的书卷，其中有沈家本的大部分日记和部分抄本及少量手稿，其他大部分都无从寻觅了。沈厚铎说，《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为沈家本先生手抄副本，正是先祖遗著文献中的一篇，是很有收藏价值的重要资料。为此，沈厚铎亲自到京郊房山区交谈“奏折”事宜。当时的房山区有关领导约笔者(时为房山区文化文物局主管文物工作的副局长，云居寺当时为文化文物局的下属单位)一起与沈先生商讨此事。最后，一致同意《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归由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云居寺收藏展示。

　　至今，《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奏折手抄本原件，依然很好地收藏在“云居寺纸经展览馆”内。云居寺以石经、木板经、纸经、“三经”之全名扬世界，是国内外文物工作者及广大游人欣赏、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及佛教文化的人间宝库，而杨乃武案卷又为此地增添了一个颇为引人的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