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申(资料图片)

　　作者：傅申

　　引言

　　笔者在三十五年前的黄庭坚研究论文中，对有邻馆墨迹本〈砥柱铭卷〉的真伪不能遽断而存疑，此疑一直延续到今年初，主要是没有时间尽全力去解疑。

　　有疑而不解，风吹草动，莫不惊心，因此不论是对做学问或人生态度而言，是不健康的。因为“疑心生暗鬼”。

　　近期因〈砥柱铭卷〉易手之际，引起了众多的关注，故而重温旧题，较为细心地爬梳了此卷中的有关数据，以及参考手头已有的学者意见，一再地反复思考并自我辨正，得出了结论，如本文之标题所示，肯定此卷为山谷书风转换期的真迹。

　　此卷的书法风格，虽与晚年的几件基准作品略异，但从吾人理解，每位书家的发展过程而言，无不具有其历史价值，正如同早期有人存疑的山谷草书〈廉颇蔺相如传〉至今已被公认为重要真迹，其草书成就虽不及〈诸上座〉及〈李白忆旧游〉等，但无损于其价值，其实只要是黄庭坚这样与东坡齐名的诗人，及书史上宋四大家的地位，其片言只字，皆属可珍！更何况此卷长达824公分，从南宋初到清末的题跋长达621公分，其总长为1445公分，内容丰富，历经南宋二大藏家王厚之及贾似道的收藏，虽非山谷存世作品之最，但较之蔡、苏、米诸家作品，实属罕见，较之曾巩的短纸，更属大巫！吾人能不珍重之耶？

　　研究缘起

　　一九六五年当笔者整理苏东坡、黄庭坚及米芾三家的画论文字成《宋代文人之书画评鉴》之硕士论文之际，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新馆落成，有幸被荐与江兆申兄同入故宫书画处，三年之间得亲手展阅书画名迹，其中有黄庭坚书迹多件，大字行、楷书中，自以〈松风阁诗卷〉最为公认的名迹，其次有〈寒山子庞居士诗卷〉，虽然乾隆皇帝晚年题此卷为：

　　“双钩既伪诗更误，向谓上等实误！”

　　但经笔者细观原迹，绝无双钩迹象，且一片神行，比〈松风阁〉卷更生动自然！最后有林氏兰千山馆寄存故宫的〈发愿文〉卷，相较之下，不论用笔和结字均大为逊色，墨色亦不及前二卷光彩发越，因而耽之心中疑不能决。

　　一九六八年有机会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两年后，当地藏家在方闻教授的指导下，从香港购入张大千旧藏黄庭坚〈张大同卷〉(全名：〈为张大同书韩愈赠孟郊序后记〉)寄存于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中，笔者得不时入库房中手自展卷观赏研究。其前，黄庭坚的草书最长卷〈廉颇蔺相如传〉卷，已入距普城车程仅一小时余的纽约大收藏家顾洛阜(美籍犹太人John M. Crawford)收藏，也曾亲手展卷研赏。亦在上海博物馆的旧馆观赏了〈华严疏〉。由于以上的机缘，就选择了以黄庭坚〈赠张大同卷〉为中心的黄庭坚书法作为笔者的博士论文。(原名：Huang T’ing-chien’s Calligraohy and His Scroll for Chang Ta-ting : A Masterpiece written in Exile. 中译为：黄庭坚的书法及其贬谪时期的杰作〈张大同卷〉)并于一九七六年通过论文口试。

　　在研究期间曾专程赴日本私人藏家请观了黄庭坚名迹：〈经伏波神祠诗卷〉、东京博物馆的〈王长者、史诗老墓志铭稿〉以及藤井有邻馆的〈砥柱铭卷〉。一九七七年又有幸因美国科学院邀请参加与中国交换访问的学术交流，在北京的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史树青先生为我们展开了中国书史上的第一大字卷，长十米的擘窠大行楷：〈懒残和尚歌后记语卷〉。虽然在每次展观以上各别的卷子时，都有不能言传的激动，但以这一卷的一行一字的浑重笔力最为惊心动魄，叹为观止！

　　有了以上的经验，在研究过程及撰写论文时，对今天的主题：〈砥柱铭卷〉的定位遇到难题，一再的来回推敲而不能决，最后在论文中，将其他各卷定位为黄庭坚的基准作，而将〈发愿文〉及此〈砥柱铭〉两卷定位为疑而不能下定语的“问题作品”。问题究竟在哪里呢？当时的疑问有一是用笔，笔者当年的感觉是有邻馆墨迹本的〈砥柱铭〉(以后简称为〈有邻馆本〉)，虽然全卷笔法和结字都与其他山谷各卷都有相通符合之处，而且一片神行，毫无一般假或伪仿书迹的迟疑、胆怯或夸张的神态，但是在用笔速度比其他行楷都要快速，出锋尤为爽利迅疾，多纵而少擒，绝无代表性的战颤波折，线质偏于扁薄，在笔法的比较上，虽然三点水及系字的偏旁，其特殊的结构和惯性都与标准品一致，而最明显的不同是在捺笔的出锋与造型都似利刃一般，而且时常在重按后提笔出锋的形成有棱角的三角形，例如：天、之、合等字。另外是在：也、轨、荒、邑等字的末笔上抛钩，也出现在横笔末端，往往先重压后上挑，有分段性的用笔，往往形成三角形。

　　这些特征是在基准作品中少见的。

　　二是风格的早晚：从风格来看，〈有邻馆本〉是比较年青而有俊气洒脱的气象，却与《山谷题跋》卷六中写给杨明叔的〈题魏郑公砥柱铭后〉本，末后的纪年为晚年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有不相合之处。

　　因为将上述笔者所见诸原件，以及其后笔者续见原迹的北京故宫藏〈诸上座卷〉卷尾的行书跋，以及台北故宫苏轼名迹〈寒食帖〉黄庭坚跋语等等，兹依年次先后列于下：

　　如果〈有邻馆本〉书写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与〈经伏波神祠诗卷〉写于同年，并列于〈寒山子庞居士诗卷〉及〈赠张大同卷〉等等的后面，其风格是格格不入的，是绝不符合风格发展的规律，因为它毫无山谷晚年凝重浑厚的用笔。故此疑惑其为真迹与否。

　　三是文具内容：两两对照〈山谷题跋本〉与〈有邻馆本〉虽大同而有小异，前者详而后者略，兹以见其异同，而最大的不同是〈山谷题跋本〉有纪年：

　　以A本黑体字代表〈山谷题跋本〉，B本用标楷体代表〈有邻馆本〉：

　　A 余平生喜观正观政要，见魏郑公之事太宗有爱君之仁，

　　B 魏 公 有爱君之仁

　　A 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B 有责难之义，其智足以经世，其德足以服物，平生欣慕焉！

　　A 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所谓我但见其妩媚

　　B 时为好学者书之，忘其文之工拙， 我但见其妩媚

　　A 者也。吾友杨明叔之经术，能诗、喜属文，为吏干

　　B 者也。吾友杨明叔之经术，能诗、喜属文， 吏干

　　A 公家如己事，持身洁清，不以忧畦之面事上官，不以得

　　B 公家如己事，持身清洁，不以谀言以奉于上智，亦不以骄

　　A 上官之面陵其下，可告以魏郑公之事业者也。故书此铭

　　B 慢以诳于下愚， 可告以 郑公之事业者也。

　　A 遗之，置砥柱于座旁，亦自有味，刘禹锡云：世道剧

　　B 或者谓：世道极

　　A 颓波，我心如砥柱。夫随波上下若水中之凫 ，既不可

　　B 颓 吾心如砥柱。夫世道交丧若水上之浮沤，既不可

　　A 以为人之师表，又不可以为人臣作则砥柱之文在旁，并

　　B 以为人 师表，又不可以为人臣之佐，则砥柱之文座傍，并

　　A 得两师焉，虽然，持砥柱之节以事人，上官之所不悦

　　B 得两师焉，虽然，持砥柱之节以奉身，上智之所喜悦

　　A 下官之所不附，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其节哉！

　　B 下愚之所畏惧，明叔亦安能病此而改 节哉！

　　A 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庚寅，系船王市，山谷老人烛下书，

　　B (空)

　　A 泸洲史子山请镵诸石(右有石刻)

　　B (空)

　　从以上的对照本，读者佷容易见出两本之不同，笔者当年的感觉是：〈有邻馆本)可能是节录(山谷题跋本)，因为伪仿效者由繁变简易，而难于无中生有，因而对墨迹本增加了疑点。但是此本虽省略多句，但也有改句之处。这对于伪仿者而言却是增加了难度，并且消除了末句的纪年及山谷老人款字，乃是因为当时收藏者，在山谷再度贬谪时为了保护此卷而割去的疑虑，(吾人可见甚多苏轼及山谷的书迹为无款作品)，也就是说此卷可能是无款或割款后的真迹。因此在当时从以上各方面来考虑，并没有明确判定是真或伪的证据，无从遽断，故而存疑，以待未来的继续求证。

　　以上是笔者三十五年前的结论，在大陆近年的学者著作中找到两位有相近的看法，一是2004年徐传旭着的《黄庭坚？?中国书法家全书》(河北敎育出版社)所附年表的1101年正月条，有：〈题魏郑公砥柱铭后)(疑伪)，又有黄君寄赠的大着《山谷书法钩沉录》在其附表(传世黄庭坚书法)(作品简表)中的第81号：纸本墨迹的(砥柱铭卷)，将创作年月定于“靖国元年(1101年)正月”，知黄君兄当时将墨迹本与〈。山谷题跋本)认为是同一件作品，并与其他真迹并列；但在附表三〈伪托黄庭坚书法作品简表)的52号，列有：

　　魏元成砥柱铭卷，海山仙馆藏真续刻，有墨迹在日本，疑是临本

　　黄君将日本(即〈有邻馆本〉)墨迹本“疑是临本”，张君“疑伪”，两位的看法都与笔者当年的观点相同或类似。

　　而经过近两月的密集研究，对三十多年来的疑问得出了解释，其结论为山谷真迹，虽与中田勇次郎及水赉佑二先生相同，但并不同意二位套用〈山谷题跋本)的纪年，而将〈有邻馆本〉定为“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笔者仍认为墨迹本是稍早的另一本。

　　这一新的结论，不但更正了笔者自己的旧说，也有别于上述张、黄二位在五、六年前的观点。笔者目前对〈有邻馆本)的正面且肯定为真迹的结论，对并未怀疑过的读者来说，或可讥为后知后觉，但不怀疑并不代表真懂得。而本文主要的目的，除了表达笔者自己的求真过程之外，也期待能说服过去的持疑者，如张、黄二位，借此机会共同来重新并更全面地来了解山谷书法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面貌，使吾人尽量减少误判、误鉴，更避免造成“寃案”、“寃狱”，这是作为史论或鉴定者的基本态度。

　　解疑

　　笔者认为要解除原先的疑点，一是要从重新认识山谷的笔法结字着手，二是如何解读〈有邻馆本〉与〈山谷题跋本〉的关系，究竟是一是二？三是重新排比及认知〈有邻馆本〉的书写年代：

　　1. 从笔法结字来看

　　笔者在三十五年前的笔法比较时，就采用剪字排比法，甚至更进一步用双钩个别笔法，如撇、捺、长横及三点水、纟等的部首写法(当时没有计算机的帮助，纯用手工剪贴钩描)，来寻找、排比各件代表作名迹之间的差异和惯性。

　　近日经笔者将〈有邻馆本〉逐字仿写比观各基准作品，极多的字或同一笔都能找到相似的写法。甚至笔者认为最突出碍眼或可诟病的笔法如上述的“也”、“之”及其他捺笔等字，也可以在诸名作中找到神似的字例，举例如下：

　　首纸上“也”、“荒”二字的上抛钩，在〈寒食帖跋〉的末一字中，更为夸张，又如〈范滂传〉的“也”字，上挑的一钩极为锐利，可见这本是时有的用笔法，只是〈砥柱铭〉的“也”字重压过度，其次在同卷中的许多字如：“轨”、“地”、“冠”、“纪”、“己”、“悦”等字，没有这样的病笔，都合乎其他的山谷作品。第42行的“山”字，起首时下笔重按向右突出的习惯使人不适，也非好字，也见于〈寒山子庞居士〉卷及〈苦笋帖〉中。

　　又〈砥柱铭〉中许多在横画连接竖画的肩部，其折笔有棱角且单薄，不如其他作品圆厚，如下列诸字：“同”、“月”、“禹”、“司”、“词”、“风”、“雨”、“为”、“门”、“骄”、“明”等，但在〈松风阁〉卷中，虽然比较浑厚，但也有方棱的折角出现，如：“阁”、“风”、“眼”、“眠”等字，〈寒山子庞居士卷〉中的直字，〈诸上座卷〉中的“事”、“盲”、“见”、“明”等字也有类似的折角。反观〈砥柱铭〉卷中，也有不少折角并无此病的字。

　　当吾人对〈砥柱铭〉起疑，固然可以挑出个人觉得最碍眼或不满意的笔画或字迹来，并指出与其他书迹相比之下的特殊性而加以排斥；但不要忘了，在同时也要去寻找跟其他基准作品群的相似之处，最后再来衡量究竟是相异之处多，抑或相合之处多？这样才能得到较为公允的结论。

　　又部首“纟”，其习惯将起首为两笔作断开两条并行线来处理，笔断而意连，是他中期形成延续到老年的习惯，如〈松风阁〉卷中的“缠”、“蛮”，〈经伏波神祠诗〉卷中的“经”、“蛮”、“溪”等等都有这种特有的写法。〈砥柱铭〉卷中捺笔的末尾，如“天”、“之”、“合”、“巡”、“水”、“永”、“干”等字，都较长而锐利，甚至在末尾重按之后，不是缓缓渐次的提笔，而是较快速甚至突然提笔，所以在出锋之前会形成一个有棱角且内收的捺尾。这与他作品中常见较丰腴的捺尾似有差异，但是细寻公认为真迹的山谷作品，也有或多或少类似的笔法，在小行书作品中以〈致景道十七使君帖〉为例，捺比出锋甚多，特别以“今”、“天”、“人”三字与〈砥柱铭〉相近。

　　在早期的大字作品，〈发愿文〉中的“食”、“足”等字，以及在晚期名作〈明瓒诗后题卷〉榜书中的“衣”、“廖”、“令”、“之”各字，〈伏波神祠〉卷中的“波”、“人”、“敬”各字捺笔，虽较浑厚迟重，甚至最晚的名作〈范滂传〉中，类似的长捺所在都有，如：“人”、“众”、“之”、“及”、“会”、“故”、“合”、“客”、“舍”、“令”、“敬”等字；但是回过头来，再看〈砥柱铭〉卷中，也有一些捺笔没有那么尖削的，如：“之”、“远”、“夫”、“又”、“交”等字。

　　这样相比下来，就知道〈砥柱铭〉所表现的是一个青壮时期的黄庭坚书风，上述各大字卷是由同一个人趋向老迈的书风，犹如每个人的相貌，在不同阶段各有变化，但精神骨格仍有贯穿处，不可以皮相来论。而这种捺笔法，与他早年学颜、柳有关，不时在其一生中或隐或现。

　　现在来举其他古人的例子：

　　上海博物馆藏的赵孟俯〈杜甫秋兴四首〉卷，对一般熟悉子昂成熟书风者，开卷即有疑问是否为其真迹，只有看到最后子昂重题之后才会释疑，子昂题云：

　　“此诗是吾四十年前所书，今人观之，未必以为吾书也。”

　　若以同一人而相差四十年的照片并列，当然相去甚远。赵氏另外一件藏于台北故宫的小楷〈禊帖源流〉，子昂在二十年后再见此卷时已“恍然如梦”，又说：

　　“余往时作小楷规模钟元常、萧子云，尔来自觉稍进，故见者者悉以为伪！不知年有不同，又乖合异也！”

　　这以上两件赵孟俯的早年作品，如果不是有子昂自我鉴定的重题，在今天也必定成为聚讼的对象，且永无终了，即使有人提出种种证据，但根据个人的经验以及长期观察辩论的结果往往是：信者恒信，疑者常疑。只有要求自我，抛弃成见，重新来全盘认识一个人书风发展的种种，尤其像黄庭坚存世书迹虽不及其生前书写的千百分之ㄧ，但总算是有迹可寻。

　　今天笔者有机会将三十五年来不能尽解而存疑的作品，重新排比并研读文献，终于肯定了这一件有邻馆本的〈砥柱铭〉墨迹卷乃是黄庭坚书风转变期的真迹。

　　又部首“戈”，山谷往往省去第二笔末尾的钩挑，而且将长笔末尾直接截断，抽笔离纸，如“载”、“域”、“截”、“成”、“岁”、“践”、“职”、“我”、“或”、“哉”等字，几无例外。这一习惯性笔法往早期的〈发愿文〉、〈华严疏〉到较晚的〈寒山子庞居士诗〉、〈赠张大同卷〉、〈明瓒诗后跋卷〉、〈经伏波神祠诗卷〉、〈寒食帖跋〉一直延续到〈松风阁卷〉及〈范滂传〉全是一致的。

　　另有“为”字顶部从“爪”的写法，也常见于山谷以上诸迹中，且结字大同小异，如果要挑剔第36行“为”字从“爪”的第一笔，似乎太严苛，不容其偶然失神或不顺，那样的挑法，即使〈兰亭序〉或其他任何名迹中都可以挑出自以为较差的用笔和结字来。

　　此外，在笔法之外，笔者相信不少人注意到〈砥柱铭〉中有两个“示”部的字：“祝”、“礼”，却写成了“衣”部，而多了一个点。这又从何解释？二字不应从“衣”，多了一点就成了“错字”，以黄庭坚的学问，不应出错，从笔者极力搜索，至今还未发现相同的例子，倒是在唐代释大雅所集王羲之书〈兴福寺〉半截碑中的〈祉〉字，是从“衣”部，有两点；又在元代书家杨维桢所写的“祝”字也有两点。杨维桢的“铁崖体”，吾人尚可置啄，但王羲之既有此例，则山谷偶有此写法，即使是真的写错了，我们就不能允许他偶然失神写错了吗？

　　被我们尊敬的任何古人，就不能允许他们出错吗？我们要追究的不是错不错的问题，我们是要问这一篇字是不是黄庭坚写的。反过来看这两个字的问题：如果这一卷是出于山谷的学生或粉丝临写的，能临到这么形神并似，那末其根据的原迹也一定是从衣有两点的，也就是说山谷的原迹本来就写成如此。如果这是伪造的，难道伪造者是故意要留下这马脚让人来识破吗？因此，吾人都不能因这两字的“异写”，作为否定此卷乃伪迹的铁证，反而成了〈砥柱铭〉为真迹的有力辅证。

　　此卷的书写，一片神行自然，并无迟疑犹豫的局促或窘态，但是大部分书家在书写时对于偶然不能心手相应，或工具不称时，会写出不如己意的笔画，而实时或过后加以补笔修改的情形，这是笔者三十五年前就为此制作一图，明示补笔修改之处。

　　详观此卷，修改添笔之处实不明显，其中要以第22行的“乃”字较为明显。并且说：这是山谷运笔时手肘的惯性失控，这种失控，严格来说，每个人都会有，但对那一种笔法容易失控，则每个人必定不同。其实每个人的运笔习惯与肌肉、指腕、手肘的运行掌握都有关系，也是各人写出不同笔法风格的先天性生理条件，就是因为如此，这就成了吾人笔迹鉴定的重要依据，也就是说，习惯性的相似失控和补笔，构成为同一书写者的重要证据，因为仿写或伪作者，不会有相同的失控或败笔。

　　此卷的22行第二字“乃”字，其长撇末尾分叉，因而为人诟病为“描成燕尾，如此拙劣！”，显然是第一笔(较短的)太过纤细，故另加较粗较长的一笔盖于其上，但笔梢的运行不能一致，故造成分叉。如果将此缺点放大铨释，成了拙劣的描笔，以为真迹中绝不可能发生。殊不知〈张大同卷〉、〈伏波神祠传〉及〈范滂传〉中都出现描笔，甚至在小行书中也有多处，如〈致立之承奉帖〉中的“乃”(第7行)，描得更是离谱！同一行又描改了“若”字，但帖中其他的字皆流畅自然，因此这两字的描补，绝不影响此帖的真伪，而且更是说明了此帖的随机性和真实性。故而〈砥柱铭〉中“乃”字的描笔，反而帮助证明了这是黄庭坚的真迹！

　　以上是选择性的为个人也为部份读者观众(见原迹者)对某些笔法结字解疑，其实在比较的过程中，发现绝大部分的字都能与其他的山谷真迹是一贯的，只有老少时间上的差异，若从字距行间的习惯，也合乎其一生的风格，因此，个人三十五年前的存疑，至此拨云见日，不知前述同样存疑的张、黄两位，在阅读本文后，是否也已解疑？实企跷以待！

　　宋明人的题跋与收藏

　　此卷题跋与收藏印之多与丰富，相较于传世的多件黄庭坚名迹，甚难与之匹敌。今依时序略论其重要者如下：

　　1. 曲肱寮(？-1168前卒)无纪年跋，论山谷书：“晚年落研为枯，啬丰为癯”，并对此山谷书的年代作出这样的结论：

　　此犹是苏公在翰林，诸君翱翔下上于道山册府时作也。

　　意思是指从书风来论，这是山谷在元佑年间，与东坡同时在朝时的作品。

　　对此跋的作者，“曲肱寮”至今尚无定论，明末张丑《真迹日录》(卷四)著录此卷时有考证：

　　按寮姓张氏，即山谷诸题云：题宛陵张待举曲肱亭记，见年谱元末甲子岁，时年四十矣！

　　查元末甲子当为1084年，山谷确是四十岁，可见二人交往甚早，若真是张待举的题跋，其实当在北宋，自是可珍！然张待举的是“曲肱亭”，不是“曲肱寮”。张丑说成是姓张名寮，但宋代查无张寮，依南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六十六，有〈书张待举诗集后〉中有句云：“张公名贲，待举字也，官至忠州司户而死。”何人则是指明：张贲，字待举，家有“曲肱亭”。至于“曲肱寮”在宋代有可能：乐洪，衡山人，自号曲肱先生，着有《周易卦气图》，从汪应辰游。又有魏衍，彭城人，自号曲肱居士，名所居室曰：曲肱轩，不事举业，见异书必手自钞写。从山谷弟子陈师道游。观二人生平，一从汪应辰游，一从陈师道游，很难遽断究是何人，但是魏衍的居室既是“曲肱轩”，轩、聊稍异，或者是，又因为他与第二跋的汪应辰有交往，志此以待其他数据来证实。至于笔者定曲肱先生卒于前道四年(1168)之前，这是从本卷第四跋梁竑有：“曲肱先生之遗意”一语而来，和他是陈雪溪与梁竑的共同友人，故此跋仍当在南宋初，并去世未久。此跋的另外一个价值，是提供了少见的宋代隶书佳例，笔势开阔。

　　2. 第二跋是纪年绍兴辛未(1151)的汪应辰(1119-1176)。他是信州玉山人，故署名“玉山汪应辰”；字圣锡，绍兴五年(1135)进士第一，曾忤权相秦桧而外放，刚正方直，敢言不避，好贤乐善，学者称玉山先生，着有《玉山集》、《石林燕语》等。由于他去黄山谷未远，对其书风有深度的认识，并直言所感：

　　此鲁直元佑间字也，晚年笔画始成就，每每追悔少作。此如蒹葭苍苍，非不茂盛，要须白露为霜，落其英华，然后为材之成耳。

　　这是他以个人钟爱的黄庭坚晚年大成时期的作品来评比此卷，所以略有微词，正是表现了他正直敢言的个性，最重要的还是他肯定了此卷是黄鲁直的真迹，是比较早年的作品，至于是否一定是元佑年间(1086-1093)的字，倒并不重要。不过，从这一句话，吾人可以肯定的是，此卷原无纪年，既不是纪有建中靖国元年(1101)的《山谷题跋》那一本，也不是因故将这1101年的晚年本的年款切除之后的本子，所以可以旁证这“有邻馆本”与“建中靖国元年本”是两个不同的本子。

　　3. 刘芮(1108-1178)的观款一行，纪年“干道元年(1165)正月戊辰”。刘芮字子驹，号顺宁，着有《顺宁集》，为哲宗朝御史刘挚之曾孙，师胡安国，所造粹然。《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纪有〈刘刑部和敬夫诗帖〉，纪年戊戌(1178)，则是晚年绝笔了。

　　4. 梁竑为当时藏者陈雪溪跋，纪年干道四年(1168)九月，雪溪陈氏不知何人，此跋款字只署“竑”一字，未识姓氏。但跋中有云：“且致曲肱先生之遗意曰：他日梁子必见此，要当令跋…”故此处“梁子”即为跋者“竑”之姓氏。因而署款时不加姓氏。(按：《真迹日录》作“杜竑”，容庚《丛帖目》作“汪竑”，请参考。)并由此跋知“曲肱寮”的卒年是在干道四年(1168)之前。且知梁氏为曲肱先生赏识之晚辈，乃是因为梁氏“平生展玩涪翁翰墨不少！”是鉴识山谷书法的行家，而梁竑对此卷的评价与汪应辰颇为不同：

　　亦未尝有奇特如是者，可谓臣中第一，绝妙古今，譬如天球河图之在东序，又何称赞之

　　足云！

　　5. 王厚之(1121-1204年)虽无题跋，但在此卷的骑缝收藏印中，钤盖了一方稀见的十六字小白文印：“临川王厚之顺伯复斋…金石刻 永宝”由于字小，印色不清，且有裁切，故难于识其全文。后又在“秋壑图书”左下角发现王氏二印，其上为“临川”王□之□□父印”，其下虽为十六字印的完整版，但仍有三不可识。此印在高士奇《江邨销夏录》卷二及《式左堂书画汇考》二书中均仅识读九字作：

　　经笔者辨识在三多识五字作：

　　王厚之为南宋第一鉴赏家，字顺伯，世本临川人，左丞王安礼的四世孙，王安礼曾在元丰庚申(1080年)与黄庆基同阅〈神龙本兰亭〉题有观款，所以兰亭版本的研究是其家学，淳熙戊戌(1178年)曾题〈定武本兰亭〉，庆元丁巳(1197年)曾跋〈唐摹本兰亭〉。王厚之祖王和父徙居诸暨，故于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以越乡荐为举首，寻入太学。登干道三年(1167年)进士第，好古博雅富藏先代彝器及金石刻，以博古知名于时，因藏有赵明诚《金石录》故着有《复斋金石录》三十卷，《考异》四卷，《考古印章》四卷，《汉晋印章图谱》一卷。王氏的收藏，除了此卷之外，又有范仲淹〈与尹师鲁二帖〉，元人柳贯跋语有云：

　　“前帖衔缝有王厚之顺伯阴文十六字印，知为顺伯所藏…好古博物，为中兴第一。”

　　查此范仲淹书二帖，亦见于高士奇《江邨销夏录》卷一，但此印只识出“临川王厚之…”

　　赵孟俯〈兰亭十三跋〉亦云：

　　“宋南渡时，士大夫精于鉴赏者，为王顺伯，尤延之二公。”

　　可见对王氏也倾服备至！

　　6. 谢采伯观款，记有时地：“嘉定庚午中秋，郡丞谢采伯观于四明贡院。”

　　楷书两行，用笔挺俊，是必为知书者。查谢氏为书道史上有功之人，因为众人熟知的南宋姜白石(夔)所著的《续书谱》一卷，在姜氏着后并未有刊本行世，是谢氏欣赏姜氏的书法笔力遒劲，波澜老成在先，又得其所著《续书谱》一卷，觉得“议论精到，三读三叹，因为锓木。”

　　谢采伯是临海人，其父乃宰相谢深甫，他也是宋理宗皇后谢氏的伯叔辈。谢氏题跋另有跋东坡〈乞居常州奏状〉，年款与此跋大致相同：“嘉定庚午中秋天台谢采伯元若输于四明贡院。”(《清河书画舫》卷八。)他的著作有：《密斋笔记》，援据史传，足以考镜得失。

　　以上是六则南宋人题跋，虽然不是大家熟悉的书画史上的大家，但都各有其重要性，皆是当时的佼佼者。

　　7. 大约在谢采伯嘉定庚午(1210年)题跋的四、五十年之后，此卷不知如何进入了南宋重要大藏家：权相贾似道(1213-1275年，号秋壑)之手，在此卷的末尾钤有其著名的朱文收藏印“秋壑图书”(约4.4公分见方)，经过笔者再一次的调查，得知贾似道乃是收藏史上收集过最多黄庭坚书迹的藏家，因为除了本卷之外，尚有：

　　一共为六长卷一册页(可能还有更多)，由此可以证明至少贾似道(或其掌眼廖莹中)的眼中，此卷〈砥柱铭〉的书法与上列各件都是出于黄庭坚之手的亲笔真迹，这一个南宋人的证据，其力量与准确度远胜于一般的观款或仅收一、两件的小收藏家，是无庸置疑的。

　　谨就宋代的题跋和收藏史而言，此卷的旁证数据之丰富已远胜于其他所有的传世黄庭坚书作。卷后虽然没有元人题跋的踪迹，但尚有十余则明、清人题跋，文字较长，提供若干史料。兹择要简述于后：

　　(1) 俞僴(字弘毅)的身分是“赐进士中顺大夫知汀州致仕”，其楷书跋是为当时收藏者黄璂——黄庭坚的第十一世族孙所书，纪年为“天顺元年(明代英宗年号，1457年)春正月”

　　(2) 黄洵(字叔允，号聩翁)也是山谷的族孙，是为黄公直(璂)题，未纪年。但前后二跋均在天顺元年，故当在是年。

　　(3) 陈洙跋在天顺改元(1457年)五月，自署“眷生”，似为黄璂之姻亲。但此跋称“黄君公直，视山谷则八世族祖”与俞僴跋中的“十一世”相差三世，既是姻亲，似当以“八世”为正确。又此跋中一语：“汪、梁诸君子题志，犹周鼎在望。”可以辅证笔者考订卷前干道四年款书“竑”者，当是“梁竑”不误。

　　(4) 何滨，亦是黄公直眷生。诗跋无纪年。

　　以下一纸(在十四、十五缝之间)的两跋，其一之纪年早于前纸两年，故知装裱时误接，当是项元汴之前的事，因笔者认为骑缝的编号乃出自项氏手笔。

　　(5) 张肃，自署“庚午(1450年)科乡贡进士”，纪年“皇明景泰六年(1455年)春”，行书甚佳，论山谷书：“公笔法高古，夐然一家，信可贵也。”读其释意，其时已为黄璂珍藏。

　　(6) 郑熜(字允然)，浦阳人，亦为黄公直题，自云其伯父醇翁先生亦善书，与宋仲珩齐名。

　　(7) 申屠环，会稽人，无纪年。

　　(8) 黄应宸，山谷族孙，黄璂为其高祖，长跋纪年“隆庆庚午(1570年)”并述及“嘉靖辛亥(1551年)，家遭回禄，室宇赀蓄，焚荡一空，而伯父棣独出是卷于煨烬之中。”益可见吾人于今日犹能观赏此卷，当更觉珍惜。

　　(9) 郦希范，自署“眷晚生”，当是黄应宸的姻亲跋于同年同月，为此卷明代题跋中的最后一跋。

　　(10) 项元汴(1525-1590年)，为中国书画鉴藏史上的大家，得此卷后，项氏于卷前卷后及骑缝处钤印六十余方。

　　在第十四纸后均为清代人题跋：

　　(1) 章贡金，观于道光元年(1821年)，并录元周密所抄谢采伯之著作。

　　(2) 吴修，于道光壬年(1822年)观于扬州，并录入其《铭心绝品》一书中。

　　(3) 屠倬，观于秦淮水阁。

　　(4) 罗天池，道光丙午年(1846年)在观于叶氏耕霞溪馆。(小行楷)跋中述及广东番禺潘德畲(仕成)先借摹入石，再购得此卷。

　　(5) 上元人伍福(号诒堂)收藏，先在后隔水录山谷书可息风浪故事一则，并在卷尾抄录有关此卷的相关资料数则：

　　书画舫真迹目录 (隶书)

　　汪应辰 资料一则 (行书)

　　王厚之 数据数则，包括：洪容斋随笔、陈思宝刻丛编、子昂兰亭十三跋及柳贯题跋等。

　　综观〈砥柱铭〉卷诸跋，最早者距山谷下世不到半世纪，不但肯定了他们对此卷为黄庭坚书写真迹的看法，也提供了对此卷为山谷早年书风的观点，也增加了五件南宋人的书法作品，使吾人对南宋士大夫的书风有更全面的认识。故仅就此南宋五人的题跋而言，就是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更有甚者，在鉴藏史上的两件南宋大家：中期的王厚之(1121-1204)和后期的贾似道(1213-1275)曾先后将此卷鉴定珍藏，更保证了此卷的真实性。因为他们二位的印章，一在山谷卷中的多处骑缝上，一在卷尾本纸上，这不像卷后写在别纸上的题跋，有可能被狡猾者拆换的！而王厚之的十六字白文印，更属稀有的存世实例；贾似道的“秋壑图书”虽所见甚多，但是此卷在贾氏的宝库中，此卷是与黄庭坚的其他的六件名迹同被肯定和珍藏的。

　　本来有了这样的保证已经是足够了，而后半段的明人题跋中，不仅补充了史料，更令人庆幸此卷曾经为山谷的八世孙及其族人题跋保存，凡经历一百余年(至少自1457到1570年)之久，最后又入明代最重要的鉴藏家项元汴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