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方被迫还书

　　根据现存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档案记载：1946年2月中，有人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的帝国图书馆中，看到了该馆所藏的《永乐大典》上，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印章，接着又陆续在其他书上发现了同样的印章和嘉业堂藏书印等。经过我驻日代表团的深入追查，终于在帝国图书馆地下室搜获了两万五千册古籍。另外，在伊势原乡下又起出一万册珍品。

　　真相这才大白。日寇占领香港后，日军把看守冯平山图书馆的人赶了出去，门外钉上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枪杀”等字样。他们盘问了馆长陈君葆很长时间，始终不信那110箱里边装的是书，非要馆长承认是古物不可。

　　此后，又有三个“专家”到冯平山图书馆鉴定那批书。1942年2月2日，在日本谍报人员竹藤峰治的指导下，他们运走了该馆所存图书。除中央图书馆善本110箱外，还有中华图书馆协会210箱、岭南大学20箱、国立北平图书馆70箱又零散文献3787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5箱、王重民东方学图书3箱。遭劫夺的文献中，有28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

　　中央图书馆的这批书，辗转交到帝国图书馆，由该馆委托版本目录学者长泽整理。战争结束时，为了避免美军将帝国图书馆连带这批书一并接收，长泽挑出了一万册精华善本，送到乡下一位村长家，在土窖中隐藏起来。

　　“驻日代表团查明真相后，限令日方编造目录全部归还，共3286部，34970册，于1946年8月18日正式交接。”

　　到底是谁发现了这批书？目前有三种说法：

　　一说是日本投降后，蒋复璁亲自往日本查访，因全书盖有“国立中央图书馆章”，日方无法抵赖，故全部追回。

　　还有一说是，这些书为上海戏剧学院创始人顾毓琇所发现。

　　记者更倾向于第三种说法，这些书是被驻日代表团侨务专员刘增华发现的。在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史料中，有一份刘增华呈交外交部的电报，大意为：1946年元月，教育部嘱有关部门代为查找中央图书馆流失善本一事。后经刘增华专员四处奔走，终于在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地下室发现了这批书。

　　不论是谁发现的，幸亏这批书不仅加盖公章，而且登记造册，有据可查，并分别经过了几次清点，账目非常清楚。否则，日本怎么会轻易吐出嘴里的这块肥肉？

　　王世襄抵达东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存在代表团的10箱书，也就是从伊势原地窖中起获的珍品运回了上海。

　　当时，有两架中央航空公司专机送代表团人员及家属到东京来，回程无可装载。王世襄相机行事，用这两架飞机将善本运回了国内。不想，“清损会”对此并不满意，杭立武来信责怪他不该擅作主张，理由是为此教育部要承担部分回程费用，其次是万一飞机失事，这批善本岂不就毁了。

　　空运的做法受到了批评，看来，存于帝国图书馆的107箱书只能走水路回国了。

　　使命“已近失败之途”

　　其他两项使命，可就没有头一件这么顺利了。看到联合国关于赔偿文物的条款后，王世襄不禁大为失望。

　　规定写明，要求偿还的文物必须经证明确为“抗战”期间被劫夺或盗窃的，还要列举损失文物的名称、制作年代、形状、尺寸、重量等，最好附有照片；对被劫夺文物要列出原有人、原在何处、何时被劫夺等；如被日军劫夺，要说出番号等。只有完全达到这些要求，才算材料完整，联合国才能督促日本政府去追查其下落。

　　王世襄查看了国内寄来的材料，可以说没有一份够得上“完整”。多年兵荒马乱，在国破家亡之际，又有谁能留下文物损失的“完整材料”呢？。

　　至于要求写明日军番号，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军队番号向来都是保密的。联合国的规定条款如此苛刻，难道不是在偏袒庇护敌人？

　　王世襄对如此苛刻的条款，自然十分气愤。虽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规定只对日本有利，对中国不利，但他仍不屈不挠地用“不合格”材料提出追寻要求，结果只能是屡战屡败。

　　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为什么在外交上处于如此弱势的地位？究竟是谁让联合国作出这样荒唐的规定，为追偿文物设下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王世襄很快就看明白了：在美国对日管理的体制下，追偿的决策方是远在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执行方是盟军总部，实际上就是麦克阿瑟元帅在扮演日本“主人”的角色，他又怎么能让日本吃亏？盟军总部、日本政府都不积极配合，单靠几位身处异地他乡的中国专家奔走，又怎管用？

　　王世襄仍不死心，拿出了第三条“锦囊”。他向驻日代表团请示，准备向日本政府提出“以类赔偿”的要求。这意味着，日本侵略者劫夺的中国文物，原件已毁坏，或长期查不到下落，中国政府有权要求日本用同类或等价的文物来赔偿。

　　令人不解的是，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正义要求，在中方内部却产生了不同意见。张凤举甚至认为，现在中方有求于联合国的事情太多，怎么可能在追还文物这个问题上斤斤计较呢？

　　团长朱世明则搬出“外交辞令”：此举牵涉到联合国的原则性规定，必须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呈，请政府在联合国会议上提出，才有可能讨论这个问题。

　　显然，这都是推脱之辞。当时，蒋介石的注意力全在收回被劫武器和机器上——这是他发动内战的军需品，哪有心情为了文物的事去“打架”？

　　战后，我国虽追回了部分文物，但与实际被抢劫的数量远远不能相比。例如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300万部，有证据的重要被劫案件也有15245件。但运回国的，主要就是那107箱善本图书。

　　作为一介书生，王世襄对当时特定的政治、外交环境并不甚明了。如今回头来看，在全球“冷战”和国内内战的阴影下，王世襄等人的使命，正如代表团在总结里写的一样，注定“已近失败之途”。

　　“侦探”东京折戟

　　1946年5月13日，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压力，曾经通令全国，没收劫自我国的文物。但他们却狡猾地将所劫文物的时间点，规定为“七·七”事变之后。

　　中国驻日代表团当即指出，中日战事自“九·一八”起，要求归还被抢劫的物品，也应从“九·一八”起算。不过，盟军总部对此却未表态。

　　此后，日本政府虽奉命调查，但“多系敷衍了事，结果不是说遭毁灭，就是说调查无迹踪”，对此，“盟总既无进一步之办法，又照例不准申请国径向日人追究或调查”。有了这些限制，所丢失的文物基本是收回无望。

　　一再碰壁后，王世襄想起在国内当“侦探”，追寻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的经历。

　　来日本以前，他是平津地区的“接收大员”。这位官老爷不坐办公室，而是混迹于古玩市场，四处和古玩商们“闲聊”，果然得到了重要情报：沦陷时期，河南等地出土的重要青铜器多数被纳粹德国商人杨宁史买去。

　　查出杨宁史是禅臣洋行经理后，王世襄立即到他的公司去暗访，恰好看见一个外籍女秘书在打字，文件内容是青铜器目录。王世襄一把将目录抓到手中，女秘书只得招认，目录是德国人罗越交给她打的。

　　随后，王世襄又逼着罗越跟自己去天津，持目录和杨当场对质，令其不能抵赖。看着杨宁史张口结舌的样子，他别提多得意了。1946年1月12日，经过王世襄的努力和官方出面交涉，杨宁史收集的127件古青铜器和136件古兵器被运到故宫御花园绛雪轩，正式“捐献”。

　　在东京，王世襄也想出去碰碰运气。他谋划着，先从美国设在日本的文物调查机构下手，挖出中国文物的线索，等拿到证据，再向日本政府提出具体偿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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