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古玩 (2)

　　“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他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公私合营]

　　1952年章乃器一家搬到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父亲收藏这些古玩的时候就说过，最终是要将它们捐献给国家的。搬家时，父亲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郑振铎从故宫派来6名专家，父亲将所有的橱柜门全部打开，任其挑选，最后筛选出1000多件精品运走。”

　　“对于个人收藏，父亲曾对同事说过，在工作上是百分之百属于公的。在欣赏古董上，现在只能做到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是有点个人考虑。”1957年，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又恰逢官司缠身，虽然没有最终判决，但是剩下的文物全部冻结，不允许流通。

　　在章乃器1952和1953年两次捐献给国家3000余件文物后，1956年，孙瀛洲也将自己家中所有古玩捐献给了故宫。

　　“乐古山房”的“王七爷”———王栋廷，则加入到了公私合营大潮中。当时对古玩行的政策是小店合并保留大店，私方人员也就是古玩铺的人员一批归到文物商店，一批归到“特艺”。王家的店并到了北京市文物商店，随后王栋廷成为文物商店一名普通营业员。王栋廷的古玩铺合营了，每月只拿固定工资。“到1958年，我们把炭儿胡同28号的房子也卖了，买了一处小房子。”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灯草胡同

　　旧宅被红卫兵组织的“公安队”占做总部，章乃器一家则搬到东郊的呼家楼19号楼。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拆散家里的明清硬木家具，充做燃料，家中剩下的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最后装上6辆大卡车全部运走。

　　1968年北京展览馆曾举办过一次“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章立凡在那儿见到了父亲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巷，即宋代黄廷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5元钱。”

　　而孙瀛洲，在“文革”时被定为“走资派”，1966年老人没能熬过这一关，在9月去世。在北京文物商店工作的儿子孙洪琦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1967年去了山西，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后才回到北京。

　　三位老人中，只有当上了营业员的王同仁的父亲王栋廷没有遭受冲击。“我父亲是1965年退休的，那时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已然不能‘兴风作浪’了。所以‘文革’时没有受到冲击。那会儿打击的是初期派来的公方代表，斗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那会儿警察、街道上的人还是会用敌对的眼光来看我们。”

　　三位老人如今都已作古，相同的故事不会再有，他们都变成了历史，永远停留在那里。　(据《三联生活周刊》李晶晶/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