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建投: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失衡 房地产高处不胜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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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建投 宏观】君子危墙：债务上升和违约风险的“灰犀牛”——【风险之辨】系列研究之一

　　来源：文涛宏观债券研究  黄文涛 董敏杰 

　　摘要

　　根据金融部门评估规划2012年的报告，中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四方面风险：一是信贷迅速扩张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二是表外风险敞口上升和银行部门之外贷款的增加；三是房地产价格水平相对较高；四是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失衡加剧。近年来这四方面的金融风险并未完全消除，甚至有所加剧。

　　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下降。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下降体现为两方面。一是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在2013年后更为显著；二是信贷资产的敏感性测试中面对重度冲击资本充足率显著下降。在风险承担上升的情况下，2012年以来商业银行总体盈利能力（以利润率和净利润增速衡量）却不断下滑。

　　银子银行业务加大风险。尽管波动较大，影子银行相关业务已经是我国社会融资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影子银行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体系在几个方面。首先，影子银行推高市场风险偏好和无风险利率，导致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其次，影子银行运营模式存在一定的内生不稳定性；最后，影子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可以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

　　房地产价格高处不胜寒。如果房地产价格转而过快下降，抵押价值不足有可能导致房贷违约和银行的坏账损失，地产商销售收入下滑也增加了开发贷款的违约风险。贷款行变现抵押资产又会造成房价的进一步下行，从而出现“泡沫破灭-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失衡。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资产增速对比来看，银行、信托、保险、基金行业的资产增速整体高于同期工业企业的增速；从宏观杠杆率看，全社会杠杆率不断提升，2016年已升至279%。

　　正文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7月14-15日在召开，会议强调金融安全，对金融监管做了顶层设计。上次金融工作会议（2012年）以来，随着我国金融的改革发展，某些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对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造成阻碍。“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尽管我国尚无严重损害金融体系功能的系统性风险事件发生，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有必要提起重视、加强事前预防和化解。根据我国金融部门评估规划2012年的报告，中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四方面风险：一是信贷迅速扩张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二是表外风险敞口上升和银行部门之外贷款的增加；三是房地产价格水平相对较高；四是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失衡加剧。近年来这四方面的金融风险并未完全消除，甚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

　　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下降

　　金融危机后，我国各类商业银行不良率的下降趋势持续到2011年底。2012年以来我国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下降体现为各类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这种上升趋势在2013年后更为显著。其中农商行的不良率持续高于其他各类银行，外资银行的不良率在所有类型银行中最低，并在2016年最早出现较大下降。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不良率则交织上升。与不良贷款率上升相对应的是商业银行体系拨备覆盖率的下降，商业银行总体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在2012-2013年间出现较大下滑，经历了2016年的短暂回升后再次下降至了2014年的平均水平。拨备覆盖率则在2013-2016年间出现了100个百分点的下降，2016年后稳定在170%的水平。尽管拨备覆盖率高于100%显示我国银行总体上仍较为稳健、风险可控，但银行资产质量与抗风险能力的边际下行趋势仍不容忽视。

　　2011年以来大型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规模与资本金之比呈现波动状态。2011年以后总体初始状态在轻度冲击和中度冲击下压力测试数值整体上升，但幅度不够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14-2015年，整体信贷资产的敏感性测试中面对重度冲击资本充足率有显著下降。压力测试数值越大表明银行资本充裕，即可以在停止运营前吸收越大的损失，资本充足率的下降说明了大型商业银行在承受重度系统性风险时存在其结构性弱点，当发生异常波动时，受到极端冲击的可能性和危害性会加大。信贷资产质量下降，或许成为威胁货币体系的一只“灰犀牛”。

　　有悖于“高风险伴随高收益”的直观认识，在风险承担上升的情况下，2012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总体的盈利能力却出现了下滑。2012年后商业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和净利润增速都出现了显著了下行趋势，净利润增速的变动在2015年后有所企稳，但资本利润率的下行趋势能否停止还有待观察。除了坏账上升所导致的经营损失，宏观经济增速连续下降所导致的实体经济整体收入增长减慢传导至金融系统，也会致使银行部门盈利能力下跌。盈利能力下跌直接制约了银行内源资本增长，进而削弱了银行体系自主抵御风险的能力。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的双降增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潜在系统性风险。

　　二

　　银子银行业务加大风险

　　金融危机后，我国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是值得关注的金融现象之一。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的概括，影子银行体系是正规银行系统之外作为信用中介的实体和活动。在中国，影子银行包括理财产品、信托贷款、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业务或机构，它们对存款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从而导致所谓的“金融脱媒”现象。可以通过社会融资统计中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部分，近似反映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情况。2012年后影子银行融资占同期社融的累计比重最高接近40%，2017年初影子银行的融资比重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跃升。尽管波动较大，影子银行相关业务已经是全社会融资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

　　从理论上看，影子银行融资活动具有顺周期性，与实体经济周期之间存在正反馈关系，在经济繁荣时扩张、衰退时收缩，并加剧实体经济的周期波动。这种顺周期性产生的原因包括负债来源的顺周期性、业务风险的周期性、对金融管制的规避以及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如果用工业增加值增速衡量实体经的周期性波动，可以发现影子银行融资占比同工业增加值增速存在正相关关系，2012年至今相关系数达到0.55。回归分析同样也可以为影子银行融资的顺周期性提供证据，线性回归的斜率为正，并且工业增加值增速可以直接解释同期影子银行融资比重30%的波动。根据相关理论，当其他条件不变，影子银行业务的顺周期性容易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影子银行业务的产生本身就有规避监管的因素，其融资活动所受的约束相对更少，个体理性行为转化为集体非理性的概率相应更高。根据费雪方程MV=PY，影子银行使得货币资金在部门间转移，从而增加V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总需求。如企业个人贷款增加、理财收益增加，于是增加了投资、消费需求。经济扩张时影子银行业务扩张，容易加剧经济过热，推高资产价格，导致资产泡沫风险的累积。经济下行期间，影子银行业务收缩，又容易加速资产价格下跌，促使抵押价值不足和违约风险发生。

　　影子银行推高市场风险偏好和无风险利率，导致社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在资金供给端，银行为了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大环境下提高盈利并规避监管，在负债端由存款转向理财产品，资产端则更多配置非标资产。而非标资产流动性较差，银行只能更多通过同业拆借市场为同业资产融资，从而抬高了同业杠杆。在这种背景下，市场利率居高不下，无风险资产配置不足，其价格无法反应真实的无风险利率。在资金需求端也出现了融资二元化问题。由于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对融资成本不敏感，再加上刚性兑付的存在，资金大量流入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出于投机性需求将资金投入房地产，普遍流动性不足的房地产企业倾向于采用高杠杆快速发展，抬高了资金利率。资金大量流入国企和房地产行业，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从而依赖于高息的影子银行，抬高了利率水平。在理财产品“刚性兑付”的预期之下，银行理财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影子银行活动对无风险利率的影响。影子银行融资占社融比重同理财产品收益率显示为一定的正相关，说明影子银行业务的扩张起到了推高市场风险偏好和无风险利率的影响。

　　影子银行运营模式存在一定的内生不稳定性。影子银行业务用短期负债投资于长期资产，导致期限错配，使得影子银行体系较为脆弱（挤兑）。影子银行通过信用增强服务分享利差收益，或融入高信用资产投放至低信用资产来获取信用利差，容易引发资产负债的风险错配问题。影子银行还可能产生流动性错配，通过融入高流动性资产并投入到低流动性高收益资产中来获取流动性利差，易引发资金链断裂。

　　影子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交叉可以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子银行之间关联度高，与商业银行及私人投资者也关系密切，形成了复杂的信用中介链。不论流动性充足与否，影子银行的存在都会增大商业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同业关联规模越大，受风险传染可能性越大。当影子银行经营出现问题时，给影子银行提供融资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面临违约风险，从而将风险传播至整个金融体系。任何一个影子金融中介机构失败的信息会迅速蔓延扩大到整个金融系统，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出现投资恐慌、大量回购、股市缩水等恶性信号，最终导致金融稳定性受到严重影响。

　　影子银行是监管套利的产物，其规避监管的性质使其具有逆政策周期性和监管隐蔽性。如果监管体系欠完善，影子银行将不受审慎监管约束，不受信息披露机制约束，主要靠自律。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通过信用衍生品工具等方式转移信贷资产，但没有将信用风险完全转移。其目的是减少贷款规模以规避监管，同时隐藏了信用风险。从短期看，监管套利有助于获得超额收益，但从长期看，风险的累积可能使单个资产或机构的风险逐渐升级为系统性风险。

　　三

　　房地产价格：高处不胜寒

　　房地产价格上涨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房地产供给方面，土地价格上涨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动因素，同时也促使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相应增加。房地产需求方面，住房购置价格高企增加了购房者的抵押贷款额和债务负担。如果房地产价格转而过快下降，抵押价值不足有可能导致房贷违约和银行的坏账损失，地产商销售收入下滑也增加了开发贷款的违约风险。贷款行变现抵押资产又会造成房价的进一步下行，从而出现“泡沫破灭-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

　　2015-2016年房价水平较快上涨，对应着同期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的大幅上升，说明居民借贷买房成为这一期间信贷投放的主要部分。房地产相关贷款比重的上升意味着银行体系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潜在损失增加了，而同期居民债务负担的加重又提高了房价下跌时抵押贷款违约的可能性。

　　居民债务收入比是居民部门总债务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因此我们用新增居民长期贷款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来衡量居民长期债务负担的边际变化。2015-2016年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升和居民房贷的较大投放，居民部门新增中长期贷款-可支配收入比也大幅上升，说明居民部门的长期债务负担显著加重。从杠杆率来看，也可以得到类似的证据。我们计算了居民房地产贷款余额与GDP之比，来衡量房地产信贷对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近年来居民部门房贷杠杆率的上升趋势有所加速，2017年一季度已经超过100%，房地产价格高涨或已成为实体经济高杠杆的重要因素。

　　从房贷供给端来看，随着房价的升高，信贷资源有向房地产集中的趋势，同时房地产信贷的违约上升也不容忽视。从新增贷款结构来看，房地产贷款、个人购房贷款占当同新增人民币贷款的比重在2015-2016年上升较快，2016年下半年新增信贷的一半以上都为房贷。从存量结构来看，个人购房贷款、保障性住房贷款占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近年来有所上升，并导致房地产贷款的比重相应提高，但保障性住房贷款的规模较小，2016年个人购房贷款比重升幅较大，使信贷资产向房贷进一步集中。关于各项涉房信贷资产的增速，2016年房地产贷款、个人购房贷款资产都出现了显著的加速增长，保障性贷款余额尽管增长较快，但由于绝对量低，影响相对有限。从《金融稳定报告》（2016年房贷资产不良率0.77%）及Wind年度数据来看，房地产贷款不良率较低，但有增长加快的隐患。2015年房地产贷款、住房按揭不良贷款的增速加快，高于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不良贷款增速。在居民部门房地产债务负担加重、信贷资源向房地产集中的情况下，房地产信贷的潜在违约风险和可能损失都在扩大，即使“灰犀牛”尚未开始奔跑，它离我们的距离变得更近了。

　　为评估银行体系的稳健性状况，人民银行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了抽样压力测试，其中包括房地产贷款的敏感性压力测试。重度冲击情景假设下，房地产开发贷款（含土地储备贷款）和购房贷款不良率分别增加15个和10个百分点（2013年分别是15和7.5个百分点）。2013年底的压力测试显示，当房地产贷款遭受重度冲击，2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降为最低一档（低于8.9%）、占比11.8%、7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位于中间档（高于8.9%低于10.5%）、占比41.2%，8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位于高档次（高于10.5%）、占比47.1%。2014年底的压力测试显示，当房地产贷款遭受重度冲击，1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降为最低一档（低于9.3%）、占比3.6%、9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位于中间档（高于9.3%低于10.5%）、占比32.1%，18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位于高档次（高于10.5%）、占比64.3%。2015年底的压力测试显示，当房地产贷款遭受重度冲击，1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降为最低一档（低于9.7%）、占比3.2%、3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位于中间档（高于9.7%低于10.5%）、占比9.7%，27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位于高档次（高于10.5%）、占比87.1%。2013-2015年的压力测试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总体稳健、抵抗房地产相关风险的能力较强。这三年的样本银行数量逐年增加，压力测试的代表性有所增强，但考虑到样本内容、评价标准和情景设置的差别，压力测试结果的纵向可比性受到一定制约。2017年金融稳定报告并未公布2016年底的银行业压力测试数据，只说明2016年底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26.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高2.7个百分点达25.0%，2016年全国新增房地产贷款5.7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累计新增金额占同期新增各项贷款的比重为44.8%。考虑到2016年房价、抵押贷款、居民中长期债务负担都有较大上升，当年银行压力测试数据不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银行体系房地产相关风险状况恶化的担忧。

　　四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失衡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的金融化水平快速提高，以货币化率衡量，金融危机后的上升速度明显快于之前。2012-2015年间，伴随货币政策的相对放松，M2与实际GDP的比值以较高的斜率趋势上升，促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失衡加剧。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资产增速对比来看，2014年以来除证券业资产增速因市场波动大起大落以外，银行、信托、保险、基金行业的资产增速都持续高于同期工业企业的增速，反映了实体经济与金融业的发展背离与失衡。

　　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的失衡在宏观上可以表现为杠杆率的提高，根据相关测算，2016年全社会杠杆率升至279%、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197%，相比2015年均有较大上升。杠杆率问题可以视为以上系统性风险因素的共同结果。银行不良信贷的上升使贷款本金回收更加困难，为了避免问题企业破产清算导致信用风险事件爆发，通过债务展期和续贷以维持表面上暂时的稳定是可选的操作，由于问题企业通常难以创造足够多的经济效益，债务累积下分母增长较慢致使企业部门杠杆率上升。影子银行业务容易拉长债务链条，加上监管缺失和互相竞争，也容易使加杠杆失控。房地产价格上涨则直接迫使购房者加杠杆，申请更多的抵押贷款以支付房款。金融部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足，使金融资源难以充分用于生产性用途，导致实体经济债务融资增加对应的产出增加减少，进而在分子上升的时候分母提升不足、杠杆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