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陶娅洁报道

　　“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未清偿非金融企业债务最多的国家。”在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日前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标普预测2013年底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将达到14.2万亿美元，美国则为13.1万亿美元。

　　数据胜于雄辩。苏格兰皇家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高路易在今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写道，截至去年末，中国总债务相当于GDP的210%。其中家庭债务相当于GDP的34%，政府债务相当于GDP的57%，而企业债务，包括贷款和债券，相当于GDP的119%。

　　这种情况或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标普预计到2018年，中国新增债务和融资需求将达到20.4万亿美元，而美国预计将为14万亿美元左右。

　　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是不断增长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全球未清偿企业债最多的国家”，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企业的信贷风险普遍升高？目前哪些行业有融资风险，是否会出现资不抵债？与此同时，中国又应如何应对高负债的“堰塞湖”？

　　债务危机

　　“债务的快速扩张会对债务风险带来影响，但是中国距离债务危机的爆发还很远。我们的非金融企业债虽然多，但主要都是内债，同时要注意到我们的资产其实也很多，很多的债务对应形成了很多优质资产，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目前还是很稳定的。”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微博]认为，中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增长很快，在过去的五年中大概以50%的增速增长，同时非金融企业债占GDP的比重也远远超过美国。在国外如果连续五年债务增长超过30%，就是金融危机的前兆，中国实际上已经超过了50%。

　　“发达国家普遍政府债务比较高，但政府是不会倒闭的，所以不至于导致危机。然而企业却是要破产的，尽管中国总体债务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并不算高，但企业债务的增长却很容易导致危机。”李迅雷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说道。

　　相比之下，此前在美国是全球非金融企业债最多的国家时，是否意味着美国有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

　　对此徐高认为，美国和中国并不一样。美国在国际资本上是一个大债务人，它不断地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借入资金。从美国的资产负债表来看，美国有很大的净债务，中国有很大的净债权，同样的债务对应下来美国的风险会比中国大一些。

　　方正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汤云飞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美国的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并不是最高的，英国和日本会更高。经济规模越大，未清偿企业债务的规模就越大。企业债是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的，未来中国经济总规模肯定会超越美国，中国的企业债比美国高，从经济学的本质含义上来说也是理所当然的。

　　行业风险

　　“中国的房地产和钢铁行业依然是最大的担忧来源”，更高的土地囤积程度和物业库存已经使得房价有了萎靡的趋势，这也使得钢铁的需求转向了下降。标准普尔的企业融资风险趋势指标显示，中国企业的现金流和杠杆状况是全球同行中最糟糕的，而在2009年时，中国的企业状况还要好于全球同类企业。

　　“货币投放管控太严，房地产正常的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导致房地产的风险比较大。但是如果在货币政策方面对房地产市场做一些宽松，那么风险很快就会平息下去。”徐高表示，目前企业不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看债务风险不能只看债务，还要把资产方也考虑进来。

　　汤云飞则认为，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一直萎靡不振，长期不上涨，那么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就会出现问题，甚至会有一部分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

　　有分析认为，随着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现金短板的压力上升、融资成本的逐渐升高，将增加企业借新还旧的难度，违约风险将加大。此前市场上也已出现过公司违约先例，表明政府正允许更多企业违约。瑞信亚洲区首席分析师陶冬[微博]预计，夏季每周可能出现多达5-10宗违约。

　　“中国很多企业是国有企业，如果国家愿意为之清偿债务，或者至少负债一部分的话，那么真正的违约就很难。”汤云飞说道。

　　李迅雷认为，纵观全球，美国企业出现问题往往能通过资产重组的方式解决，破产机制十分灵活，虽然破产后会引起金融震荡，但机体还是健康的。而日本企业的负债很高，为了不让企业倒闭，最终形成了一批僵尸企业。中国应该选择走美国的模式，而不是走日本的模式。

　　除了房地产行业，传统的周期性行业也存在债务风险。“钢铁、有色、水泥、煤炭，还有一些新兴行业，如风力发电，多晶硅等也存在债务问题。从现行的政策来看，这些行业未来其实都存在资不抵债的风险。”李迅雷说道。

　　应对高负债“堰塞湖”

　　据估计，多达30%的中国企业债由影子银行持有，持有者包括信托公司、国企等公司放贷者以及其他非银行金融实体。其余企业债则由银行持有。

　　徐高认为，债务的快速扩张与我们近几年的流动性投放方式有关。国家对信贷的严格管控，导致资金需要通过影子银行这种迂回的方式投放到目标企业，投放链条的拉长也增加了整个债务规模。

　　有分析认为，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费雪提出的所谓的“债务—通缩”，较高的债务水平根本无法维持，迫切要求债务清偿。而以“高利率来推动去杠杆”的做法并不可行，且风险极大，控制债务成本变得异常重要。从国际经验来看，除了美国和德国之外，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成功，甚至是失败的，出现了“越降杠杆越高”的局面，那么中国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去杠杆，如何应对中国企业高负债的“堰塞湖”？

　　徐高认为，通过货币紧缩、财政紧缩来控制债务增加是一种思路，但经验表明这种做法最后会进一步导致债务规模的膨胀。最近的例子就是南欧国家的债务水平在财政紧缩时并没有下降，债务风险仍然很大。

　　“国际经验表明，解决债务问题还要靠发展。通过经济发展做大GDP的分母，把债务占GDP的比重慢慢拉下来。对于中国来说，这时候需要出台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证存量的债务资金链不断裂，同时借新还旧的债务要让它借新还旧，这样才是一个正常的资金链管理。”徐高说道。

　　汤云飞认为，解决债务问题要把房地产的价格顶上去，让房地产市场活跃起来，这样资产和经济增速方面都能上一个台阶，债务自然就会有所好转。从长远来看，要制约地方政府，不该花的钱不要乱花，要真正建立一些疏通地方血脉，促进地方消费升级，带来经济效益的工程。

　　李迅雷认为，要进行国企改革，降低国企的负债水平。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国企改革政策：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目前，我国现代化的制造业比重过高，我们应多发展服务业，将制造业的比重降低。同时要加强对外投资，消耗中国过剩的产能。像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设施还是不足的，我们如果从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的需求出发，把产品和设备投到海外，那么我们产能过剩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李迅雷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