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忠

　　最近社科院和国家信息中心的两位学者相继透露，目前地方债总量保守预计或突破20万亿元。当然，学者们的预估值是否确切，尚待10月揭晓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第二轮全面审计结果的验证。

　　当前地方债整体上确实可控。毕竟，当前只要地方政府不继续做大负债规模，且采取积极措施疏导存量负债，并压缩不必要行政开支，大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债务本金展期后，基于现有财政收入尚可应付利息支出，避免债务违约，何况中央政府对地方债负有隐性担保。不过，当前地方债既不可持续，又隐匿着诸多风险隐患。一般而言，触发债务风险的直接原因是收入偿付比陷入临界值后爆发的流动性黑洞，即若一国或一地政府扣除必要支出的财政可支配收入和融资边际值，接近于其债务本息的同期偿付值，债务风险将面临失控。

　　事实上，当前地方债的流动性给付风险日益突出。其一，经济已趋稳态减速态势，且经济和财政增速回落源自国内投资边际收益率处临界点，因而基于地方债和整个经济高负债现实，要维持高负债的可持续和可控，过低经济增速是不能容忍的，而要使经济增速维持在债务可持续的边界领域，则又面临两难困境：即在内外需不确定，产能过剩牵制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展等背景下，投资主导的经济则意味着做大负债，增加整个政府财政的收入偿债比，最终抬高政府财政的流动性风险。

　　其二，当前以财事权上收为主的分税制改革，将收窄地方财政收入，这在存量地方债尚未出现有效解决方案，而增量地方负债投资又如影随形下，地方财政收入偿债比风险将会有所放大和袒露。如新近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这一改革开放以来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发文的城市基建投资，据申银万国[微博]测算勾勒的投资规模将达15000亿元，纵然有关部门采取BOT等形式引入民资，估计基于投资收益和安全等考虑，可撬动的民资规模不会太大，因而如此巨额投资最终将变成中央、地方和国企负债，增加政府收入偿债比。

　　其三，美国经济增长固化，美联储QE的收缩，国际经贸逐渐由WTO趋向TPP等新兴自贸体系下国际分工体系的重新布局，国内边际投资收益率下降导致内资外流，欧盟资本回流，再加之人口老龄化下国内真实储蓄率趋降，银行不良资产率的反弹等，这将导致国内经济面临稳增长与防通胀的两难，又影响市场投融资空间，收窄地方政府和国企可融资渠道，使地方负债成本上扬，债务本息负担陡峭化。

　　由此可见，当前地方债风险的可控，最终需着眼于地方债务的流动性偿付角度考量。为此，在现有制度架构下，有效手段不是为地方政府进行信用评级，放行市政债，抑或以资产证券化等把地方债由负债资产变成权益资产，向社会分散风险，而是中央政府快速构建面向全民的社会防护保障网，为经济社会着陆积极准备必需的降落伞，并在此基础上对包括地方债在内的整个政府性债务进行一场伐毛洗髓式的清理整顿。

　　只要有社保防护网，哪怕最终大部分地方债转换成国债，只要政府财政收入扣除必要支出后能偿付到期债务利息，且其融资渠道相对畅通，中国的政府性债务风险就会处于可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