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德文

　　回想温州金改启动之初，社会各界特别是想进入金融领域的民间资本以及身处困境的中小企业对此充满希望，但七个月过去了，后者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越发严重了；对于前一个群体来说，心也都凉了。

　　我们看到，近一段时间商业银行普遍渲染要把中小微企业作为扶持的重点，但从现实来看并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仍只是挂在口头上。实际情况反而是，今年以来特别是现在，企业从银行取得贷款较之以往愈加困难，中小企业依然处于比较严重的危机当中。

　　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仍依赖存贷利差生存的商业银行当然希望能把钱贷出去赚取收益，但是在眼下比较严峻的局面下，他们已经把防范风险摆在了比效益更重的位置上。来自温州银监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8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3%，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去年6月底，温州不良贷款率仅为0.37%，短短14个月过后，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增加了7.1倍，3%的不良贷款率创下近10年来新高。

　　也正因为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直线上升，目前银行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惜贷心理，往往要在客户绝对保证资金安全的情况下才敢放贷，但显然大量的中小企业无法满足银行要求的所谓“绝对”。但不良率如果降不下来，银行唯一的做法就是压贷、抽贷，加之原来联保、互保的方式也出现了问题，等于说信用危机开始在银行系统内蔓延，银企之间的关系也有恶化的趋势。

　　自去年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以来，包括联保、互保这些担保方式也发生了连锁反应，像杭州一家企业资金链断裂，竟导致600余家企业同时陷入困境，据我了解，现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包括温州。

　　今年1月份我曾做了三个预警：其一，要警惕产业空心化进一步蔓延，现在这种态势愈发严重了；其二，警惕民间借贷危机向金融机构蔓延，现在不仅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有些银行的分支机构还出现了亏损；第三点，就是要警惕信用危机的社会化。

　　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支撑的，但眼下不仅企业不讲信用，银行也不讲信用，比如有的企业好不容易东拼西凑把贷款还上了，银行却马上变脸说不续贷了，这样最后只能造成恶性循环，并会令经济进一步转坏。

　　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为金融制度本身存在一些问题，此外我们的政府也应该反思如何来帮助企业，包括帮助银行本身，因为银行体系的潜在风险可能不亚于实体经济的困难，如果银行的不良率继续上升，乃至触及5%这样的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届时整体局面不容乐观，甚至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危机。

　　近来陆续出现一些网络融资的模式，但据我了解，有些此类机构本身实现经济效益就比较困难，目前的生存前景堪忧，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网络融资平台只会是锦上添花，而难以雪中送炭。

　　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真正推进金融改革，比如引入民间资本，大力发展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小微金融机构。因为在目前国内的金融供给上，这样的组织是严重断层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不是民资不愿涉足这个领域，而是我们的制度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以温州为例，在这个拥有40余万家民营企业、11个县市区的城市，只有20多家小贷公司，虽然他们本身运作的都不错，但整体数量太少、规模较小，平摊下来每家小贷公司可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实际上，应该大力引导民间资本给中小企业补血，通过成立小贷公司的形式让其合法化、纳入监管、依法纳税，但是我们现在是把这个当做权力一样地握在手里，作为综合金融改革试验区，温州金改启动七个月才增加了3家小贷公司，反而比其他的地区还慢，这只能说明金融改革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

　　回想温州金改启动之初，社会各界特别是想进入金融领域的民间资本以及身处困境的中小企业对此充满希望，但七个月过去了，后者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越发严重了；而对于前一个群体来说，心也都凉了。

　　在提交三次申请报告均石沉大海之后，曾于1986年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的杨嘉兴老人甚至把申请报告都撕毁了，可见这些人有多失望。当然，眼下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于金改仍然抱有很大的信心，但是需要政府有相应的勇气来推进做出实效。

　　作为一直为民营企业发声的学者，我们对十八大怀有的期待包括：第一，能够制定统一的、一视同仁的企业扶持政策，保证民资与国资、外资享有同等的政策待遇；第二，政策能够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不然会削弱民营企业对新政策的热情与信心，不但会影响政府的信誉，中国民间资本的生态格局还是不会出现根本变化；第三，创造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小企业、民营经济生于市场，长于市场，他们的机制灵活、产权清晰、生产效率高，为它创造一个公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第四，搭建为民营企业服务的公共平台，民营企业的发展还需借助外力，服务平台可以是民间的，也可以是官方的，总之只要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有利，能够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的服务，就是有价值的。

　　如今，民营企业发展遭遇多重困境，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已经走到关键路口，这是对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生存能力和智慧的考验，更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我们并不奢望十八大之后，民营企业的困境会在短时间烟消云散。如果十八大能够直面这些问题，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令人欣喜的。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

　　本文为本报记者李蕾根据采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