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时报记者 罗克关

　　央行日前发布每年一度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并用专栏附表的形式对2008年以来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问题做出分析。根据央行调统司的口径，截至2010年末，全国共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1万余家，较2008年年末增长25%以上，其中，县级(含县级市)平台约占70%。

　　这一消息旋即触动市场神经，各种传言也不胫而走，甚至声称高层对平台贷款的清理即将启动，银行现有的拨备将因此大幅缩水。在笔者看来，央行此次报告中所叙述内容，非但没有如外界传闻一般有启动平台贷款资产清理的意图，反而对平台贷款问题的现状有相对客观的叙述。尤其值得注意的看点是，央行在附表中还专门提及三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运作监管的“新模式”。

　　这三种模式分别被央行称作“上海模式”、“昆明模式”和“重庆模式”。据报告叙述，“上海模式”是将融资规划和基建规划并轨进行，将发改委、财政局和银行都纳入到平台贷款的管理。“昆明模式”另辟蹊径，通过信息公示的方式引入外部监督，确保平台公司所投项目能够还本付息。“重庆模式”则类似于统收统支，通过统一的融资平台融得资金，再将资金分配给各建设投资集团的具体项目。

　　在笔者看来，“上海模式”应主要针对地方财政收入丰厚，且政府融资平台运作经验丰富地区而言，关键点落在解决信息不对称可能对银行带来的风险。通俗地说，“上海模式”是让花钱的(发改委)、还钱的(财政局)和借钱的(银行)坐在一起，通过类似银行审贷委员会的制度协商整体融资规划以及资金使用，这对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应该确有帮助。

　　“昆明模式”似乎针对地方财政收入不丰，但资金使用胃口并不小的状况而设。在这种情况下，要确保能融得资金，并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引入外部监督应是可行的思路。

　　“重庆模式”旨在梳理平台公司多且混乱的状况，将融资功能和具体项目投资分立，明确资金来源和去向，也便于参与银行抵质押手续的统一办理。这种方式，近似于2009年初北京、上海和广东三地尝试发行中期票据融资时所采用的模式。以广东为例，彼时广东省政府通过省国资委旗下恒健资产管理公司，将手中若干央企股权作为质押在银行间市场融得资金，再将资金交由如广佛轻轨、湛江钢铁基地等具体项目使用。恒健资产除具备融资功能外，还一并承担所融得资金用途的监管功能。

　　和银监会主要针对风险防范的视角不同，央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融资平台为地方建设融通资金的功能，其关注的重点更多放在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之上。对于融资平台，央行给出的整体方略是“堵疏结合”：“堵”是堵存量资产潜在的风险点，前文所列的三种模式即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疏”则着眼于长远制度建设，避免让银行成为地方政府建设几乎唯一的资金来源。换个角度看，这也意味着在地方政府新的融资体系建立之前，各类融资平台仍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