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财一周报记者/余果

　　如果以雷曼兄弟2008年9月15日宣布破产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刚刚度过两周年纪念日。虽然我们身处“后危机时代”，但是全球经济的复苏显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刚刚结束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而前一周《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更是在这样的经济不确定因素较大的环境下给银行业出了一道难题：一边是建立全球监管体系、要求银行收紧杠杆率，一边又强调金融创新，如何做好两者间的平衡？监管体系在其中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全球银行业任重道远。

　　而作为全球最具潜力的地区之一，中国的银行业虽然得以在危机中独善其身，但是也面临许多的挑战：比如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积极地推进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活力？又该如何利用资本优势积极投身全球金融格局的再造？

　　在9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金融未来论坛”和9月17日中欧国际商学院联合《财经》杂志举办的“第四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多位金融领域的政府官员、资深学者及企业高管分享了他们对近期全球银行业热点事件的看法，从不同视角为银行业提供了一些思考逻辑。

　　《巴塞尔协议Ⅲ》的挑战

　　9月12日，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的全球最低资本标准，要求将商业银行核心一级资本的最低要求从原来的2%提高到4.5%，同时新增要求商业银行持有2.5%的资本留存超额资本作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困难的缓冲。上述两项加总，使得核心一级资本要求达到7%，这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加强资本监管的共识和决心，也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银行自营交易、衍生品和资产证券化等银行活动提出更高资本要求的态度。

　　朱民：标准统一，促进合作，建立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这是巴塞尔委员会一直在做的，它在各个国家之间，特别是G20之间提倡自愿基础上的互平，通过国家和国家之间来看具体金融改革和会计准则标准的实施程度，这非常厉害。

　　我认为这一定会对整个金融改革的标准推进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需要全面来理解金融改革，不能只看到美国的法律，也不能只看到国家基础上的立法，美国、英国和欧洲，得把金融监管的三大柱子——美国新法案关于国家层面的宏观监管、巴塞尔委员会的微观监管和G20的金融委员会的作用结合起来，强调系统性风险管理，强调保护消费者，扩大监管面。

　　推行全球统一标准和合作，这个非常厉害，有了这三条，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看待金融监管和改革。

　　李若谷：《巴塞尔协议Ⅲ》强化了银行体系资本约束，普通股的资本比例、总资本的比例，都有较大幅度的上升。

　　西方国家从危机前的放任自由的市场调节发展到危机后，要连金融机构的规模、高管的收入都要监管得事无巨细，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虽然抗风险能力从表面来看有所提高，但是美国金融机构的灵活性、竞争性、盈利性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和限制，而本来这些都是美国金融界最大的优势。

　　如何在效率与规避风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主要还是看如何在监管上面进行国际合作。

　　但是，虽然监管强调全球统一，而实际上全球的发展和发展的阶段不统一，金融机构面临的问题和任务也不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要把监管统一，这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Keith Pogson：虽然在过去的情况下，银行投入很多的资金，但是它们的资本投资方式是不太合适的。《巴塞尔协议Ⅲ》建议要把资本充足率提高，所提出的六七年的缓冲期比很多人预期的要温和很多。

　　但是对于美国、英国或者是欧洲的监管者，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监管的时候更加严厉，同时，我们应该要有紧迫感，而且我们也会发现很多监管者会以非常快的速度把新的规章制度制定并且出台。

　　资本比率要求比较高，你需要更多的资金完成过去同样的业务，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成本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带来的。

　　现在更加严格的资金要求，对银行系统质量要求比较高，要大家关注资产，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政府的债券，政府债券的利率和不同国家公司债券的区别，使得成本各异。

　　《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的影响

　　过去倾向于两种极端的中西方银行业，现在要同时面对《巴塞尔协议Ⅲ》的约束。但多位业内人士均认为，由于中国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跟国际上相比本身就较高，因而《巴塞尔协议Ⅲ》对中国的影响暂时看来并不大。

　　摆在中国银行业面前的是另一个问题：如何保证存款不流失以确保资金充足率。

　　蒋定之：从近期来看，巴塞尔委员会对于新的资本制度监管的方案——严格的资本扣除，对于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银行业核心资本充足率还是远远高于国际银行业的水平。

　　目前，中国五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在11%左右，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在9%以上，无论是扣除资本还是现有的水平，应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从长远的角度看，我们还是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因为资本监管是对银行监管的一个最重要的外部约束，这个监管指标的改革，毫无疑问对于银行的经营模式、盈利结构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鉴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在当今和今后一个时期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消费升级的关键阶段，所以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事业的发展，对于信贷需求还是相当旺盛的。信贷资产高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成为常态。因此，从资本补充、风险的覆盖、资本的覆盖、反周期资本的提取以及对于重要金融机构附加值计提，对于银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从中国的国情来讲，作为金融业的一个主导力量，银行业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负有重要责任，为了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银行业具有双重的目标。在这样一个严格资本监管之下，中国银行业，我个人认为要克服长期以来的一个信贷增长缺乏有效约束，包括受行政影响比较大的信贷投放大起大落的局面，建立起以严格的资本监管为核心有效监管制度和框架，这对中国银行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中国银行业稳定发展的重要措施。

　　陈文辉：中国银行的特性是存款率比较高。一方面，我们可以避免一些过分用杠杆来加大业务增长的风险；另一方面，我希望中国的银行也要注意一下：确保客户不从本行转移出去对确保资金充足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存款是可能从一个银行转移到另外一个银行的，所以对于客户关系的管理、加强客户的信任度等都很重要，以吸引客户存款。

　　其实，原来的巴塞尔基本协议对于中国的风险管理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意义。在金融海啸之前，我国的银行都在积极发展信贷的业务，必须要在信贷管理和信用风险管理上面有所提升，而那个时候的协议正好是把很大的焦点放在风险管理上面。之后又有一系列新的补充关于市场风险管理，其实给国内的银行去发展金融业务是一个很好的标杆，推动了国内银行的风险管理。

　　吴晓灵：中国的银行业得益于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所以我们的表外业务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不够多，应该说即使加强了对资本的要求，我们和欧洲的银行比较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

　　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握的就是在巴塞尔协议国际银行提出来的“2013年到2019年”这个过渡期，这给中国银行业一个很好的发展期，我们如何把握好达到国际标准和中国银行业稳健经营，平衡好这两个方面的经营，这是中国未来银行业的机遇。

　　李若谷：我们要认识到各国金融市场所处的初始条件和发展阶段有相当大的区别，因此监管理念和方法也要有所不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发展程度严重不足，因此我国的金融改革更要集中于精力，提高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灵活性、竞争性、盈利性，扩大金融服务的范围，对于金融风险的防范，要把注意力放在提高金融机构本身抗风险能力，用税收、分红等形式形成的现金增加有关资金的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