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梅 李彬

　　自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启动以来，到今天已经走过了五个年头。以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为代表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如今在公司治理结构、风险管理水平以及员工激励机制方面都有了卓绝的进步。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银行业更是寒冬独舞，交出了一份亮丽的答卷。

　　然而，五年的成长依然稍显稚嫩，从“形似”到“形神兼备”任重而道远。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令金融机构反思着自身的前途：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在哪儿？创新方向又如何？对此，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独家专访。

　　1 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减缓外部冲击

　　《第一财经日报》：公司治理机制的缺乏是三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之初面临的最大问题，完善的公司治理是现代银行制度的核心。从2004年9月21日挂牌至今，建行的公司治理取得了哪些成就？

　　目前来看，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未来一段时间，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郭树清：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建行进行的最重要的根本性变革。股改上市过程中，建行建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逐步形成了决策机构、监督机构和经营管理层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制衡机制。与此同时，按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我们较好地处理了“新三会”、“老三会”的关系，使其不仅没有成为包袱和问题，而是成为资源和优势，这是中国式现代银行制度的重要特色。

　　具体来说，建行的公司治理有以下特点：首先，要健全公司治理各方独立运作和灵活沟通机制，使各机构既到位又不越位，相互协调配合，而不是扯皮掣肘。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第二，“老三会”也都得到了加强。党委会发挥政治领导核心作用，更能集中于发展战略、制度建设、干部培养等重大事项的研究。行长办公会也真正有职有权有责了。而各级职代会和工会组织已成为员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有效制度保障。第三，我们还以开放的态度将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觉接受市场监管，认真考虑小股东利益和诉求，不断提高公司透明度，公司治理水平得到了实质性提升。

　　业内专家认为，造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有多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公司治理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减缓外部冲击，有效保障股东权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因此，建行将继续优化公司治理，更好地发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作用，并加强监事会的监督职能，为长期保持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

　　国有银行公司治理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例如股东大会、董事会、管理层和监事会职责界限的严格划分，“以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和机制的完全确立，充分发挥员工作用及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平衡，等等。总体来看，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目标，即发展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的现代金融企业，仍然没有完全实现，需要在认真总结已有实践的基础上，包括在参考借鉴发达国家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我国的现代银行制度。

　　2 不能片面追求非利差收入比重提高

　　《第一财经日报》：受央行连续降息以及货币市场利率走低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的利息收入在2009年出现下降，同时中间业务收入逐步上升。有人认为，银行“吃息差”的日子不再好过，从而倒逼银行“二次转型”。

　　建行在业务转型方面的策略是怎样的？你认为中资银行这种资产推动型的盈利模式短期内能否发生变化？

　　郭树清：受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降息等因素综合影响，商业银行利差普遍收窄，但目前已经趋于稳定。到去年三季度末，建行净利差及净利息收益率分别为2.30%和2.41%，虽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但降幅已缩小，继续保持大银行的领先水平。

　　贷款利率的降低客观上对包括建行在内的中国商业银行盈利水平造成了一定压力。我们较早意识到仅靠利息收入是不能支持建行长期稳健发展的。因此，近年来建行积极推进战略转型，加快业务和收入多元化，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

　　建行战略转型的主要内容是“四个转变”，即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向批发与零售业务并重转变；调整批发业务结构，向传统与新兴业务并重转变；加速发展中间业务，向收入结构多元化转变；积极稳妥推进综合化经营，向多功能银行转变。正因为有这样的转变，建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化贷款利率变化对盈利能力和经营业绩的影响，使总的利润水平不会有太大变化。建行将继续稳步调整收入结构，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盈利能力。

　　以投资银行业务为例，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建行已经形成了一个年收入上百亿元的新业务板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开发、引进了许多新技术、新产品，并且很好地控制了可能出现的新风险。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注册设立了六家产业投资基金，包括医疗、航空、文化、环保等方面，有的已按计划募集到可观数量的资金，对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科技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也看到兄弟银行的中间业务各有特点，都增长很快，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从总体上来看，利差收入还是中资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这在现阶段应当说是合理的，也不能片面追求非利差收入的比重提高，那样做会加大风险，甚至导致弄虚作假。

　　3 选择战略投资者要因时而定、顺势而为

　　《第一财经日报》：去年以来，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之初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接连不断的减持行为也使人们对于境外战投的贡献心生怀疑。在建行五年的发展过程中，境外战投起到了哪些作用？

　　对于目前仍处股份制改革中的银行，你认为选择战略投资者的标准重点在哪些方面？

　　郭树清：引进战略投资者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重要步骤。在股改上市过程中，建行按照中央决策引进了美国银行、新加坡淡马锡等战略投资者，有力地推动了在港上市时定价达到净资产的1.96倍，超过了当时世界前10位最先进银行的平均股价水平，有效提升了国际资本市场对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银行业发展的信心。

　　自2005年开始，建行借鉴美国银行先进经验实施零售网点转型；针对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建行与新加坡淡马锡公司合作，已在全行建立120多家“信贷工厂”模式的小企业经营中心，小企业信贷服务效率和水平有了显著提升。

　　此外，美国银行还积极协助建行拓展境外业务，在有买家出价为净资产2~3倍的情况下，以净资产1.35倍的价格将美银亚洲出售给建行，使建行在香港地区零售网络实现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以香港分行为批发业务平台、建行亚洲(前身为美银亚洲)为零售业务平台、建银国际为投资银行业务平台的良好发展格局。双方还于2007年底合资设立了金融租赁公司，两年来资产规模已达80多亿元人民币。

　　建行与美国银行已累计设立100多个协助项目和经验分享及培训项目。目前，双方正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经验分享和培训力度，扩大战略协助的受益面，不断拓展双方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美国银行等战略投资者出于改善其资本状况的考虑，出售了所持已过锁定期的建行股份，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减持后，美国银行仍是建行第二大股东。最近美国银行高管层也发生了一些人事调整，该银行的董事会和董事长一再重申，这些都不会影响与建行的协议，美国银行将与建行保持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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