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银行不是去填实体经济的窟窿的。

　　银行业对经济的支持，从总量上已经超出预期了，现在就是要有选择性地支持。归根到底，增加信贷满足的贷款需求，一定是有效的贷款需求。从微观上说，银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去发现、搜寻、创造有效贷款需求。所谓有效贷款需求，就是通过支持企业的经营活动，能够还本付息，通过企业实体经济的经营创造现金流。银行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泥沙俱下。

　　现在这种超预期的状况，反映了银行选择性、区别性不够。银行有选择了，就能够推动结构调整，推动实体经济的转型，实现优胜劣汰。这里研究的问题就多了。

　　所以今年银行必须对一个个项目做好审查，做到严格的贷前、贷中、贷后的把关，所有贷款满足的都是有效需求，这样才能对经济起到有质量的推动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尽管很多银行都是上市公司，但是政府已经是大股东。目前市场依旧担心，这是否会因为救市而牺牲银行的商业利益，形成更多的坏账？

　　杨再平：银行业要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尤其是在地方。地方政府开会总会把银行叫去，虽然管不了银行，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措施施加影响。加上整个经济气候和政策倾向是这样，就会产生行政影响。

　　政治压力与银行商业利益存在矛盾，这时候就更需要遵循谨慎和稳健的原则。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本身是高度统一的，把钱不恰当地贷给不合适的人和企业，既害了银行自己，也害了贷款人，大家都受损失。如果投到没有效率的部门，就会阻碍社会发展。

　　银行的审慎，会对实体经济形成约束，会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有效运转的机制。

　　三联生活周刊：很多分析者认为，银行业是周期性行业，现在逆周期运行，加大贷款，会增加银行的风险吗？

　　杨再平：理想地看，货币政策与银行信贷都应该是逆周期的，以起到熨平经济周期的效果。银行是货币政策的传导环节，银行总是容易在经济好的时候放款不谨慎。比如去年8月份之前，原材料还在上涨，很多企业依旧囤积大量原材料，如果银行也是这样判断，去贷款支持这种行为，很显然会形成不良资产。

　　所以在经济的上行期，银行更要谨慎，在下行期，银行要把社会责任和商业利益统一起来，支持那些应该支持的企业，而不是收拾烂摊子、填补窟窿。银行要与客户共度时艰，去搜寻、发现、创造有效需求。伟大的银行家总是能够在逆周期的时候找到一个新时代的经济增长点，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国际大银行都需要政府救助，而目前中国银行业还能够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实体经济。

　　杨再平：在金融危机中，中国银行业所受到的伤害还是比较小的，这主要得益于2000年后，银行业进行了背水一战的改革。

　　我们这几年处于经济的上行期，经济快速增长，国家强大了，我们也抓住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在经济增长的上行周期，用我们积累起来的国家财政和外汇储备为银行补充资本金，提高拨备，对国有大银行进行资本充足，引进境内外的战略投资者，以此隔断政府与银行千丝万缕的财政关系。过去银行搞不好，一个重要原因是银行要去行使财政职能，出了问题，要财政补贴。以前贷款支持的企业，政策性破产，资金收不回来，但银行还要运转。境外投资者进来后，就不会使银行继续行使财政职能，国家也没有理由进行财政救助，尤其是无休止、无限制、无条件的财政救助。

　　我们有了足够的财力，又拿出了正确的决策。2003年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还高达20%以上，这是非常危险的，拨备覆盖也很低。国际标准超过5%就非常危险了，如果按照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达到8%，不良率达到5%，剩下就没多少资本了。

　　所幸的是这几年我们抓住机遇，银行的结构经治理开始逐步向规范化过渡。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完了，把银行弄干净了，风险降下来了，金融危机也就来了。另外我们没有过度卷入资本市场，基本上从事的是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对国际金融衍生产品投资比较少，受到的损失就比较小。

　　刚好去年又是我国银行最赚钱的时期，工商银行又是最赚钱的银行，连续几年的增长率都很快。

　　金融危机后的银行之路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一年中，国际金融格局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地位？

　　杨再平：不能说我们的银行是最好的银行，也不能说美国的银行出了事就是不好的银行。

　　别人的车上了高速公路，开得确实太快了，在高速公路上出了事，我们则还没开上那个高速路，因此就不能说我们的“车”比别人好，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

　　另外，我们这几年的监管水平在逐渐提高。2003年银监会成立，很多监管措施做到前面，银行限期做到资本达标，要求准确分类、做实利润、充分达标。2005年，我们就出台了对市场风险的监管指引，2006年后更是严禁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和楼市。2007年在股市最好的时候处罚了8家机构，没有手软。当时很多机构都不理解，现在看，没有强力的监管政策，后果不堪设想。

　　这几年，中国银行业可以说是有大惊无大险。但是我们银行在体制上还是有很大问题，仍旧存在国家行政干预、管理层官僚化的现象。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金融危机也引发了人们对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以往很多本来已经形成的共识又需要重新讨论。

　　杨再平：这就需要首先回到金融危机中寻找原因，我对这场危机的判断有4点。首先是美国经济长期寅吃卯粮，依靠全球经济失衡、财政赤字、贸易长期逆差而获得增长。其次，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的危机，银行不是通过支持实体经济来找利润点，而是在资本市场不断从事越来越复杂的衍生产品的创新，以此来获得盈利。第三，对“金融创新”疏于监管，尤其是混业经营后的金融创新没有监管，对于金融业高级管理人员更加没有约束。最后，这次危机是单极化或者倾斜性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危机，美元没有约束，国际金融体系又以美元为中心。通过这次教训，必须要重新思考银行业的发展趋势。

　　三联生活周刊：在过去10年中，银行业发生了很多重要变化，巴塞尔协议也在增加补充条款，更多的银行希望参与市场投资，而不仅仅满足于传统商业银行的借贷业务。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很多对未来趋势的预言，金融危机似乎动摇了很多判断，你认为银行业的未来趋势要做哪些修正或者反思？

　　杨再平：危机之前，很多人认为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会被资本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取代，以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取代传统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现在看，危机之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还有很大的生命力，至少不会像过去预测的那样悲观，过去认为，就不需要传统商业银行了。

　　30多年来，马丁·梅耶写了几本书讨论银行业的未来，70年代写了本《银行家》，90年代写了本《银行家第二代》，2000年又写了一本《大银行家》。他在最后一本书中就认为，资本市场就要取代银行。现在看，传统银行主导的商业体系还会存在于很多国家，我们国家更是这样。

　　一般说，大陆法系的国家倾向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英美法系的国家倾向于资本市场，所以他们的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现在看，金融体系的天平反而会向银行这边倾斜一些，银行会消失的结论肯定不会再有人提了。

　　其次，过去几年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研发和投资大行其道，投资银行是业界的明星。现在看，依靠高杠杆的投资银行业务，它的发展是有限度的。危机之后，很多银行会回归到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我们过去有个老提法——存款立行、服务立行，还是它的基础。

　　银行业的未来发展应该更多地去支持实体经济，利润点也应该在这里，而不是过去在虚拟经济中自我服务，自我创新，银行要更多转向服务实体经济。

　　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进一步加强。对银行业高管人员的薪酬和激励机制要进行监管，这是一个国际趋势，但在以前并没有纳入监管范畴。这一次美国金融机构受指责比较多的就是金融高管的薪酬，高管只追求利润不讲风险，现在高管薪酬必须要跟风险挂钩，接受外部的监管。否则高管人员自己确定的薪酬只能越来越高，监管机构就像监管资本充足率一样监管高管薪酬。

　　同时，各国要加强跨国监管，否则的话就会存在监管套利的情况，哪个地方监管薄弱就到哪里去开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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