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银行支持经济增长的总量不成问题，但问题是，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持不能只从量上考虑，还要承担经济结构转型的责任。

　　主笔◎李伟

　　超预期的贷款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1月份的数据刚刚出来，银行新增贷款1.62万亿元，超出了很多机构的预期。贷款超常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再平：首先是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转变。去年8月份，政府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政策本身就要求贷款增加。巨额新增贷款中肯定有一部分就是政策所期待的，1.62万亿元中这一部分是合理的。

　　去年8月份以前，很多银行的贷款欲望都处于压制状态。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实施贷款规模限制，压抑了贷款愿望。贷款规模限制本来已经是废除的政策，但由于经济过热，流动性很难下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以此作为限制。随着货币政策的转变，被压抑的能量获得了释放。

　　另外，商业银行的实力和过去不一样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普遍提高，现在主要商业银行超过10%，拨备覆盖率也大幅提高，4家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达到了133.4%(境内)。所以这方面资本金的约束也没有了，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流向市场。

　　从监管部门到整个国家政策，从上到下都要求商业银行要积极支持经济增长，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现在看，银行支持经济增长的积极性是充分调动起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商业银行主要盈利模式是靠息差，只要有贷款规模，就有利润。而现在资本金的约束、拨备覆盖率提升后，银行自然希望扩大生息资产，有贷款的积极性。

　　三联生活周刊：大量资金从银行流出，你如何评价贷款的增长速度？过快还是适宜？

　　杨再平：按照目前的新增贷款增速来看是过快了。从去年11月、12月到今年1月，新增贷款总量比上一年同期增加3倍，这种增速是不合理的，每个月都这样增加是不可能的，一年下来新增贷款要达到10万亿元了。而央行预订的目标是5万亿元，已经是很高了。

　　我认为这种增长和突然释放是短期的，第一季度比较高，再向后是不可持续的，全年新增贷款控制在5万亿元以内是比较适合的。

　　从我个人的感觉上看，1.62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至少有60%是超出预期的。在总量过高的背后，肯定有对项目放贷审查不审慎的地方，有风险在里面。银行存在对政策的反应过度，

　　不是银行无限制地增加资金供应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有限度的。去年贷款余额是36万亿元，一般我们估计16%～17%的增长，这是一个规律性，如果突破就不正常了。

　　三联生活周刊：我们注意到，在这1.62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中有6000多亿元属于短期票据融资，这是否也说明大量资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杨再平：利率降低以后，票据利息要低于存款利息，票据融资的风险低一些，企业可以从中套利。

　　票据融资的问题也要分开看，其中也有合理因素。票据融资与贸易融资相联系，我们的银行过去在贸易融资上做得是不足的，而贸易融资的风险又比较低，同时也一样是支持经济增长、支持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途径。

　　另一个需要警觉的是，这些贷款中，是否真正支持了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票据融资则主要是提供短期的流动资金，没有进入到中长期的项目中去。

　　银行的选择

　　三联生活周刊：国家去年出台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总体计划。现在有一个说法，认为这4万亿元应该是包含了银行的贷款。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杨再平：对资金的构成我不是很了解。按照我的理解，应该是政府财政拿出4万亿元，银行在这个基础上配给资金。

　　三联生活周刊：4万亿元计划中有很多基础设施大项目，如何看待这类项目的风险？

　　杨再平：一般认为，有政府资金担保的项目就没有什么风险，但实际并不是这样。从经验数据看，一个项目中政府资金占1/3或1/4，风险是比较可控的，如果低于此，则蕴含较大风险。过去已经暴露出来很多政府项目的风险，比如对高校的贷款、收费公路的贷款，这都是政府项目，但由于政府投入资金的比例偏低，也造成了银行的坏账。

　　对国有大企业的贷款也同样存在风险，这类企业结构复杂，可能掩盖了很多矛盾，一旦爆发风险就很高。

　　所以政府的财政资金、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的比例关系是控制风险的重要因素。有政府参与只能说有利于控制风险，但不能说没有风险。不能对政府项目照单全收，也要认真审查。最近，银监会就坚决禁止“打捆贷款”，也就是有的地方政府把很多项目打包，要求银行提供一篮子贷款。银监会要求银行必须一个一个项目审查，不能有蒙混过关的不良资产。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融资的主要渠道还是依靠银行贷款，以间接融资为主。从这个角度观察，银行在本次政府刺激经济、救市的布局中必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如何看待银行目前的角色？

　　杨再平：我们国家是极端的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全国的金融资产中，银行资产占了95%以上。

　　总体来说，银行支持经济增长的总量是够了。但问题是，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不能只从量上考虑，还要承担经济结构转型的责任。

　　这次经济危机暴露出我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国民经济依靠外向型、对外依存度过大的行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现在的数据看，1月份外贸是负增长了，金融危机的第二波已经危害到了实体经济。周边几个主要经济体受到的伤害很深，没有复苏迹象。美国已经负增长，日本创下了35年以来最大幅度的负增长，要达到－3.3%，英国甚至号称要破产。如果这些主要经济体的形势无法好转，我们继续依靠外贸发展是不可能的。我国的经济模式必须转向依靠内需发展。对银行来说，就要从支持外向型的企业和行业转向支持内需型的企业和行业。

　　三联生活周刊：具体说，银行应该有选择地支持哪些“经济”？

　　杨再平：今年1月，银监会颁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信贷监管政策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通知》，里面明确10条贷款的指导意见，比如支持并购贷款，支持政府的非生产性项目的搭桥贷款，支持农业企业等等。

　　从大的方向说，现在要转向支持那些有内部市场的内需型企业。中国最大的内需在农村，银行要更多关注农村市场，支持那些开拓农村市场的企业。我认为，未来几年，农村蕴含了很大的机会。

　　此外，以前银行过多的“垒大户”，过多追求大企业，这样风险很高。我们必须从过度支持大企业，转向更多支持中小企业，这也是国务院的文件要求。监管部门有一个要求，对小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不能低于平均增长幅度，对农村贷款增长也不能低于平均值。

　　在经济上行过程中，很多企业即使存在经营问题也能生存下来，现在进入了下行周期，一些“边际”企业就应该死掉，银行不能为这部分企业提供支持。市场的优胜劣汰也要通过银行完成。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今年银行的坏账风险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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