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

　　截至今年1月15日，余额宝的资产规模已超过2500亿人民币，用户数超过4900万。让人惊奇的不仅仅是上面的数字，背后隐含的变化速度更让人瞠目。因为就在去年12月31日，余额宝的规模为1853亿元。而目前我国整体货币基金市场的规模也就在3600亿元人民币左右。

　　在本质上，余额宝就是一种货币基金，各种“网络平台+货币基金”的野蛮成长的增速自然引发了各方广泛关注和议论。大家不仅担心这种互联网金融的盈利模式随着规模的增加而碰上潜在的“天花板”，更多的争议在于这种产品出现对于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系统风险的影响。央视主播钮文新早几天在微博上针对余额宝的一系列堪称“尖锐”的批评则将这种争议彻底引爆。钮文新的主要观点是：余额宝抬高了整个中国实体经济、也就是最终的贷款客户的成本，而这一成本最终会转嫁到每个人身上；余额宝是趴在银行身上的“吸血鬼”，典型的“金融寄生虫”；日本同样是高储蓄国家，但却不允许余额宝的出现。他为此呼吁监管者“取缔余额宝”。

　　对于钮文新的这些观点，笔者很难认同。

　　余额宝有没有自身的风险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在金融世界里，首要法则是收益和风险的对等与匹配。“世上不会有免费午餐”恐怕是对于这条法则最为耳熟能详的大众化解读。笔者认为，余额宝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远远落后于其客户数增长和资金规模扩张的速度。太多的支付宝[微博]的投资人在连什么是货币基金都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将资金转入余额宝。但互联网时代的技术的便捷，并不能替代风险警示，当普通投资人认为余额宝和银行存款无本质差异只不过有更高收益时，潜在的风险也就出现了。事实上，不仅余额宝，其他各种“宝”在市场推荐之时，最为醒目卖点就是产品可提供的年化收益率是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的10多倍。却只字未提其风险水平和银行活期存款的区别。尽管货币基金的风险确实很低，但将这种风险与银行存款划等号，却会极大地误导投资者。美国货币基金市场发展的历史就给我们剖析这种潜在风险因素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样本。

　　在次贷危机前，美国也曾有类似余额宝的在互联网销售的货币基金。美国的货币基金从政策放开到2008年已发展到3.75万亿美元规模。在美国，也有很多投资人也会把货币基金(money market mutual fund)和货币市场账户(money market account)混为一谈。而在2008年前，两者确实没有什么投资风险收益上的本质区别，都投资于货币市场基金，属于投资而非存款。唯一的区别是货币市场账户由银行提供，必须在银行开户，而货币基金则是独立的投资公司，可在任何券商的投资账户内购买。但当危机来临之时，关键性的区别顿时显现，由于货币基金并非存款，因此不受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流动性顿时枯竭，很多美国货币基金不再对投资人“保本”，恐慌来临之时，货币基金的流动性几乎“冰冻”。等货币基金的投资人认识到这冰冷的现实之时，已很难全身而退了。再加上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执行的超低利率政策，大量货币基金被迫清盘，这一市场在美国目前已几近消亡。

　　因此，今天当笔者看到以各种“宝”为代言的中国式货币基金提供的从6%到8%的高收益率吸引着大量投资人趋之若鹜之时，眼前总也摆不脱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货币市场基金人气旺盛的那个场景。

　　直到现在，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也没有推出自己的存款保险制度。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为商业银行提供隐形的全额担保。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的这种政府隐性担保，使得绝大多数投资人毫不担心存款的安全，甚至在2001年四大国有银行实质上破产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银行挤兑行为。但这种长期欠缺风险教育的投资人，在未来中国发生的信用违约事件时，却有可能采取最为极端的行为，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因此，未能使投资人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意识与余额宝目前的规模相匹配，笔者认为是余额宝这一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最大风险。

　　再回到钮文新对余额宝的几点指责上，笔者认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混淆了因果。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相当大的扭曲，大量过剩产能和现金流为负的投资项目由于过去投资创造GDP增长模式驱动，目前处于不断靠新资金“输血”来维系“生命”的状态，才使得中国出现了一面M2高度增长，一面却不断出现“钱荒”的咄咄怪事。也正是由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尚未完成，才导致了稀缺的资本无法按市场价格配置。所以，应当说，余额宝们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改变这一扭曲的局面的希望。只要将余额宝们纳入恰当的监管轨道，并合理地规范其风险，这些产品将会从市场的层面大步推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通过市场的力量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金融市场的变革，恐怕是除了提高居民收益率之外，余额宝们对中国经济一项意料之外的贡献了。

　　(作者系英国约克大学金融学博士，现任教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