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银行业的挑战和竞争来自哪里

　　——专访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银行家》杂志主编王松奇

    本报驻沪记者 胡天舒

　　8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报告认为，2005年上半年，宏观调控的成效进一步显现，货币信贷增长基本适度，金融运行平稳，总体来看， 下半年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

　　这是7月末，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后，出炉的一份权威宏观经济分析报告。报告显然无法终结经济学家们围绕宏观经济形势展开的争论，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尽管上半年GDP增长了9.5%；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5.4%，但是现在开始必须警惕通货紧缩的威胁。

　　对于中国银行业来说，挑战来自更多方面，除了必须密切注视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之外，现在他们的挑战还包括新增的人民币汇率风险以及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资本金的困扰等等。

　　越来越市场化的商业银行如何面对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加速自身的快速反应能力？日前举行的“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央行行长周小川、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常振明、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民生银行常务副行长洪崎等一批中国最引人注目的银行领导者，在演讲中都不约而同提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会后，记者采访了论坛主办方《银行家》杂志主编王松奇先生。

　　银行业的结构性改革难题

　　记者：今年上半年来，国内的宏观经济形势大致是个什么状况？尽管中国政府努力在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但是在制造业以及出口的推动下，第二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仍有所加快，增幅达到9.5%。这个数据是否可以看出下半年经济大幅放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王松奇：2005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可以用“增长依然强劲、结构问题仍未解决”来形容。从第二季度末的数据看，GDP增速达9.5%，这仍是一个偏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多年的经验教训看，中国的年经济增长如果低于7%，方方面面的矛盾将会发生激化；同时，GDP增速如果高于9%，则会出现明显的“瓶颈”制约现象，即煤、电、油、运这四个老大难问题。

　　有些学者根据银行信贷增速、货币供应量增速和CPI数据断言中国已面临了通货紧缩威胁，这是一种杞人之忧，缺少足够的事实根据。衡量中国宏观经济是冷还是热，将通货膨胀控制作为主要目标还是将通货紧缩当成主要敌人，很重要的分析方法是看投资，从宏观面看相关产业的增长趋势。2005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增速仍维持在24%以上，制造业和出口行业的增长势头依然旺盛。从这一点说，下半年的GDP增长不大可能出现大幅下滑，即使下半年经济增速较上半年有一定幅度的回落，比如说可能增速降至9%，但是从全年看，这个9%左右的GDP增长速度仍然是令人满意的。

　　记者：7月底举办的“2005银行家论坛”的主题是：“宏观调控下的中国银行业：挑战与变革”。在诸位行长的演讲中，您可否总结出他们认为银行业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松奇：中国银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是结构性改革难题。在“2005中国银行家论坛”上，工行行长姜建清、建行行长常振明等在演讲中都提到中国银行业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我总结下来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一、产权改革和出资人制度改革问题；二、治理结构运营机制问题；三、风险控制制度问题；四、创新积极性和营利能力问题。

　　记者：几位行长在演讲中确实都提到上述问题，后来有专家点评说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国家垄断程度过高。

　　王松奇：是的，国有企业必然会存在所有者虚置和内部人控制问题，这是中国银行业目前治理结构不完善、运营机制落后、不良资产比重高和营利能力低下的背后原因。当然，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和民营企业的内部人控制有不同的生成途径和表现形式，具体说就是：民营企业内部人控制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伴生的企业内部矛盾，它直接表现为委托代理间的利益冲突，而国有控股企业的内部人控制往往与干部任命的周期性制度有关。

　　由于国有及国有控股银行的干部是上级任命的，因此各层管理者主要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市场负责，他们往往会产生与任职周期有关的短期行为，这些行为常常会对各个分支机构的发展和绩效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要矫正这些弊端，就必须进行出资人制度产权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记者：这种结构性改革是不是经常受制于银行核心资本金不足这个难题？

　　王松奇：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的各类银行机构普遍存在核心资本金不足及资本金自动补充机制失效的问题。所以你看现在全国几乎所有的银行类机构都在忙于“吸引国外战略投资者”、吸纳民营资本和国有企业，乃至吸引个人来做股东。

　　但难题在于，大多数银行由于存量不良资产包袱和营利能力低下等原因，一时还很难达到增资扩股或股份制改造的目标。因此，就可以把该项改革看成是中长期任务，是银行改革和发展中的一个“慢变量”。从实用性角度说，中国银行业现在更应该重视“快变量”——风险内控机制的建设，这是一个最容易短期见效的改革和发展问题。我注意到很多银行家在论坛的演讲和辩论中都注意到“风险和挑战”这样一个命题。

　　利率风险开始凸显

　　记者：未来银行的利率浮动空间将越来越大，随之利率的风险也将越来越大，姜建清行长在论坛上直接提出“银行的利率风险已经开始凸显”。你怎么来评价这个风险？

　　王松奇：在银行风险管理理论的经典定义中，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可统称为“价格风险”。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在迅速向前推进。2004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决定升息0.27个百分点的同时还做了一项宣布——对贷款利率的上限不再控制。当时媒体的关注点都集中在升息上，实际上，我认为贷款利率上限放开的实质意义和深远影响远大于中央银行一次简单的小幅升息动作。

　　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将给那些经营方式灵活、贷款审批时限短、工作效率高的银行带来巨大的盈利机会。如果将来存款利率管制一旦也放开，中国的银行业将面临一场恶性的价格战争。

　　记者：什么样的恶性价格战？

　　王松奇：具体说就是：一些规模较小、实力较差的银行会以高利率来吸引存款，一些规模较大的银行会因为分支机构多、网点发达、资金来源丰富而以更低的贷款价格来争夺优质贷款客户，这样，中小银行的利率收入空间会越来越小，营利能力会越来越低，相对而言经营风险也会越来越大，而那些具有规模和成本优势的大银行也会用低价贷款的方式对中小银行实行“市场挤出”策略，如此等等。可以说，利率全部市场化后，无论对大银行还是对中小银行，都要求它们有更精细化的定价策略和经济核算能力。这其中，中小型银行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

　　记者：根据2004年四大银行的年报，其总收益的80%以上来自贷款业务，相对稳定的中间业务收入只占银行营业收入的10%左右。对于容易受到宏观政策和信用风险影响的贷款业务来说，利率市场化是不是可以逐渐改变银行的贷款倾向和业务结构？

　　王松奇：中国银行业存贷款业务比重占80%以上是个老问题。这并不是利率管制造成价格僵化而引起的，而是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工具单调以及商业银行的创新动力普遍缺乏。它的背后是个制度问题。

　　银行的表外业务(注：中间业务是表外业务的一部分)能开展到什么程度，这主要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育状态以及监管当局放松管制的改革决心。我相信，所有的银行都愿意多增加中间业务收入，都愿意多利用表外业务来降低表内业务的风险，以提高自身资产的流动性和赢利性。我认为，利率市场化一定会给各商业银行扩大表外业务活动规模提供进一步的价格诱因。

　　记者：今年4月，央行把超额准备金利率从1.62%下调至0.99%，同时央行允许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也就是说，银行的经营的风险开始加大。按照目前几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的平衡能力、定价能力和资金盈利能力，您对它们面对这些风险的评估是什么？商业银行该如何完成金融结构的转型，避免重大的风险呢？

　　王松奇：央行下调超额准备金利率以及允许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是两件政策含义不同的调节举措。前者是意在敦促商业银行减少转存款，压迫它们在惜贷倾向已十分明显的时候提高放款积极性，矫正2005年以来银行信贷增速偏慢的倾向；而后者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改革措施，其要害是解决了中国企业债券的发行审批权问题——因为过去它被国家发改委垄断，拖慢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进程。

　　当然，允许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债券除了部分解决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也会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及业务结构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企业短期融资券的市场规模如果扩张迅速，会减少银行既定负债资金来源，使一部分货币由间接融资资金转化为可用的直接融资资金。但是，一个银行如果不争抢这块可能产生巨大中间收益的新蛋糕，就可能面临单纯潜在资金来源市场萎缩的局面。

　　银行的行为要更多地向市场化靠拢，这本身当然会蕴含更大的风险。傻瓜都知道靠储蓄网点吸纳存款，然后把它们存入中央银行去吃利差的做法既简便又安全。但这是中国银行类机构在特定时期内生成的最没出息的经济行为。和所有的金融机构一样，银行应当主动地承担风险掌控风险，在市场竞争中去调整自己的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合理地安排自身的风险——收益配比关系。

　　记者：随着大型优质客户融资渠道的增加，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发展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挤压效应？

　　王松奇：从国外经验看，两大融资之间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因为，不论企业在市场上通过发行股票或债券筹集了多少现金，这些现金绝大部分还是要以存款的方式流入银行。从这一点说，大型优质客户即使融资渠道日渐增多了，最终还不会出现独立于银行的资金体外循环。也就是说，这些有了多渠道融资便利的大公司，即使暂时从银行借款会减少些，其存款也会因其直接融资额的增加而增加。

　　此外，从国外和国内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看，有许多公司直接融资额多了，间接融资即从银行直接借款的需求也常常随之膨胀。道理很简单——银行贷款会比直接融资的手续更简便些。

　　这种客观情况说明，银行面临的业务转型压力未必真的来自于客户融资渠道的增多，而是来自于银行自身面对市场、面对竞争、面对收入结构变动的内在需求。

　　汇率改革不会影响到银行上市

　　记者：目前，几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在谋求上市，积极引入战略投资。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认为中国的银行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二是会计与披露标准问题；三是操作风险。国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就上述问题真正有所作为呢？

　　王松奇：穆迪认为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我认为总结得相当准确。你开放金融市场让人家进来玩，就得修正你原来的游戏规则。如果游戏规则差异太大，人家也不会拿钱进来让你玩。所以，开放度越高，中国内部改革的压力就越大。引进国外的战略投资者从总体上说会使上述三个弊端部分地得到矫正，但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赖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

　　开放同内部改革有一定区别，但从广义理解，开放本身就是一种改革。这一命题如果应用到每一家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银行，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外资占股比例越高的银行，它的治理结构、财务标准和透明度以及操作风险控制的改善幅度就会越大。

　　记者：有观点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大幅度改善得益于政府注资或出售不良贷款，而不是依靠提高经营能力或者加强公司治理，中国低迷的股市及不断爆发的上市公司丑闻就是警示。这个观点您如何评价？

　　王松奇：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自身的盈利能力太差，经济资本的自我补充能力太弱，因此，当遇到有大数额的不良资产需要抵补性处理时，它自身就显得力不从心，这时必须借助政府的力量，用政府资金或中央银行出于金融稳定的考虑而给予的货币支持来解决。这种情况很正常。我们可以想一想1987年8月美国股市狂跌尔后化险为夷的过程，那不是由于格林斯潘发表了一个要对所有需要救助的金融机构提供充分流动性的声明才止住了美国股市的危机局面的吗？美国尚且如此，中国的许多金融机构本来就是国有的，出了大窟窿政府采取添补措施以避免系统金融风险的发生，毫不足怪。

　　记者：央行调整人民币汇率，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带来的风险有哪些？会不会影响它们的上市进程？

　　王松奇：央行本次调升人民币汇率，因为幅度很小，所以不会对国有商业银行带来什么风险，当然更不会影响一些银行的股改和上市进程。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如果存在持续的升值预期还有利于吸引国外战略投资者，因为它现在入股以外币计价时占的比例还相当高，将来人民币如果出现大幅升值，它的原始投资价值也会水涨船高，凭空赚进一块“货币升水”。这个“升水”实质上也是外国投资者从中国经济振兴、国力增强中分得好处的一种货币反映。从这一点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及其附带的币值调升，对中国各银行的股改和上市进程有明显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