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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白水
随着2006年中国金融业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时刻即将到来，众多跨国外资银行按捺不住进军浙江的热情，纷纷来浙江探底。
外资银行浙江探底
7月5日，一笔总额为262.5万美元的生息资金从日本三井住友银行杭州分行正式划入农行浙江省分行，标志着浙江本地金融机构与外资银行的业务合作迈出了崭新的第一步。
6月，渣打银行、恒生银行、德国商业银行、东京三菱银行等13家外资银行上海分行代表组成的考察团来到浙江，一口气考察了宁波、义乌、杭州三地，与浙江的民企频频接触，双方互送秋波。
4月，杭州市商业银行与澳洲联邦银行在杭州签署了合作协议，这标志着澳大利亚第四大上市公司澳洲联邦银行正式与杭州商业银行联姻，杭州本土银行渗入了外资血脉。澳洲银行将斥资6.25亿元人民币获取杭州市商业银行19.9%的股权，距国家规定的单户外资持股比例上限为20%仅一步之遥。
继2004年三井住友银行在杭州设立分行之后，东亚银行杭州分行也将于9月正式开门营业，并且汇丰银行、恒生银行、日本东京三菱银行和新加坡星展银行杭州代表处也正在申请过程中。
为何国际上的跨国大银行一时间都到浙江打探行情、进军浙江呢？这与浙江的经济和资本实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浙江的发展实力和潜力巨大，成为了外资银行下一步的增长点。浙江发达的经济，全国第一的人均收入，活跃的金融业、良好的投资环境、较高的经济外向度、发达的民营经济成为吸引外资银行的重要因素。同时，外资银行纷至沓来，也是浙江本地政府积极为之的结果。早在2004年7月份，浙江省政府曾组团赴上海，与在沪的30余家外资银行举行了恳谈会，欢迎外资银行到浙江开展业务。
民间资本参股银行改造
在外资银行纷纷进军浙江之前，民营银行或准民营银行在浙江业已兴起。台州市商业银行前身是成立于1988年的路桥城市信用社，后改名为路桥银座城市信用社，2002年3月组建成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新成立的台州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3亿元，共有46家营业机构，其创业资本、股东结构、高管构架以及治理结构基本都为民营化性质。截止到2003年末，该行各项存款余额达83.85亿元，比开业初的35亿元增长139.6%，占路桥区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44.67%；贷款余额56.97亿元，比开业初增长89.9%，占路桥区全部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45.46%，存贷款余额居全区金融单位之首。
台州市路桥的另一家民营银行是泰隆城市信用社，泰隆城市信用社创立于1993年，到2003年，其规模从原先创社时注册资本100万元、年存款0.3亿元，发展到拥有资产总额20多亿元、年存款33亿多元。其发展速度、资金实力和年存款余额都跻身浙江省城信系统前列。
在台州市商业银行和泰隆城市信用社的发展和壮大同时，以民间资本参股入主原来的国有银行，从而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民间资本主导的银行改革在浙江也不断出现，目前在浙江省内各地所拥有的城市商行和信用社大多都进入了民间资本，许多成为准民营银行。
2005年6月，温州市商业银行进行了第二轮股本改造，其最终股本总额将扩大到10亿元，如此，温州商行的国有股将进一步削弱，民营银行的性质将进一步增强。其实，早在2003年9月，浙江新湖控股有限公司等9家强优民营企业经批准入股温州市商业银行。温州市商业银行股本结构由此改变，总股本金从原先的2.9亿多元增加到5.09亿多元。新入主的民营企业执股总额达2.788亿元。大股东“政府股”的股份从原来的34.42%下降到7.94%。使原本是股份制的城市商业银行从官办转向民营，温州商业银行就此变成准民营银行。
民营银行身份需要明确
虽然浙江的民营银行不断涌现，实践表明，其发展速度和质量也是无可挑剔的。但因民营银行的设立国家还没有开政策的口子，民营银行的准入还是一个禁区，这使得浙江民营银行或多或少有些暧昧和难以取得合法身份的味道，这无形中大大制约了这些银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同时，这些银行都是浙江省内某一地的本土金融机构，其经营业务受政策限制只能局限于本土，这又大大制约了其经营的范围和发展潜力。导致浙江的民营银行或准民营银行难以快速、持续做大，成为全国性的银行。
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与民营银行在浙江展开争夺战，无疑对尚处于夹缝中生存、身份不明、政策不清的民营银行来说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首先，各个城市商行引入外资银行无疑对民间资本的进入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浙江银监局一位官员认为，浙江引进外资路径是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参股城市商业银行，推动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相比于其他地区，浙江地方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不但地处经济发达地区，而且包袱很轻，资产质量状况非常之好，受到了众多外资银行的追捧。杭州市商业银行已经与澳洲联邦银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杭州联合合作银行也已经与荷兰合作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达成初步战略合作意向。温州商业银行、宁波商业银行等也都在和多个潜在的战略投资者频繁地接触。
寻求平等的准入政策和国民待遇
外资银行入主城市商行，实际上抢了民间资本的蛋糕，如在澳洲联邦银行进入之前，杭州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为杭州市财政系统以31.8%的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浙江四通巨光、星友实业、新湖房产等民营企业并列为杭州商业银行第二大股东，但随着澳洲联邦银行进入，浙江四通巨光、星友实业、新湖房产等民营企业将退居第三位，削弱了民营企业在银行的影响力。
这实际上使得浙江乃至中国的民营银行的产生路径：由民间资本参股将国有银行转变为民营银行的路径发生逆转，导致目前唯一可行的民营银行建立途径受阻。这最终导致民营银行越来越难以产生、生存和发展。
从发达国家来看，民营银行成为金融业的主导力量是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向和选择。而目前，我国在准入政策和国民待遇上，民营银行已经输给了外资银行。这一方面导致全国性的民营银行始终无法产生，另一方面，导致各个地方政府将寄希望于设立民营银行来解决企业尤其是民企融资难的想法，转变为引进外资银行来解决企业融资难题的做法，这无疑削弱了民营银行产生和发展的地方动力和地方土壤。
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由于其具有现代的公司治理结构、完善金融体制、广阔的跨国经营范围以及强大的实力，并且2006年中国金融业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外资银行取得了更加合法的身份和广阔的途径。这无疑对身份不明、实力孱弱、经营范围局限于一地的民营银行或准民营银行带来极大的挑战，甚至损伤民营银行产生和发展的苗头和土壤。如果如此，这对我国金融的发展壮大以及金融安全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作者为浙江区域经济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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