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不良资产没有灵丹妙药

　　

杉野光男

　　———日本三菱信托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杉野光男谈日本金融界处理不良资产的经验教训

　　□本报记者　柳剑能

　　尽管已经能用流利而且幽默的中文作演讲，杉野光男还是常常把“对不起，我的中文 讲得不太好”做开场白。

　　他1974年大学毕业并进入三菱信托银行工作，30年来的银行从业经历中，有20年从事对华业务，现在是三菱信托银行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

　　在杉野光男毕业的1970年代，日本大的银行有23家。而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金融机构产生了大量的不良债权问题。当时许多银行经营恶化，为了谋求生存，开始走“合纵连横”的道路——以前的23家银行现在组成四个大型金融集团以及若干家独立的银行。三菱信托银行成为至今仍然使用原来名称的少数银行之一，在合并大潮中和东京三菱银行、三菱证券公司一起成为三菱东京金融集团的下属银行。

　　由于对日本“失去的十年”的深切感受和自从1980年代以来长驻中国的经历，他对中日银行界的经验得失了然于胸，因此也常是国内各种金融论坛的座上宾。不久前，在中国银监会广东监管局组织的一次金融资产处置／投资论坛上，他和日本财政省银行局前局长西村吉正博士同台演讲，其富于实际操作经验的建议引起广东银行界人士的浓厚兴趣。随后，针对当前银行界最棘手的不良资产处置问题，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日本如何“失去”1990年代

　　记者：日本银行界把1990年代称为“失去的十年”，原因是日本经济饱受1980年代后期泡沫经济的影响，产生了大量的不良债权。请问这个泡沫经济具体是如何产生的？有哪些显著的特征？

　　杉野：这要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说起。1980年代，美国一直把“强大的美国”作为口号，推行美元升值政策，结果却产生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1985年，困惑的美国在纽约广场宾馆召开发达五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会议，立场一变，放弃了美元升值政策。

　　随着这个政策的改变，日元的汇率从1985年的1美元兑263日元，变成1988年的1美元兑120日元。日本的出口产业因此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日本当局害怕一直依靠出口生存的日本经济从此站不起来，就决定推行扩大内需的政策。为了支持这一政策，除了推行以建设高速公路、桥梁、工业区等基础设施为目的进行大规模公共投资外，中央银行的贴现率也降到过去最低的2.5%。这些措施使日本在1987年到1990年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发展状态。但另一方面，金融市场也发生了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资金过剩现象。如果是在经济高度发展时期，企业的设备投资需求很强，钢铁公司、电力公司等骨干企业都会向银行借款。但在经济稳定发展期，他们不再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这部分无处可去的资金开始向股票、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会员权等方向投机。说到房地产，当时竟然发生全日本的地价总额是整个美国地价总额的4倍这样可怕的现象。

　　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现象，日本政府从1990年起实行金融紧缩政策，收回过剩的资金。同时，为了不给制造商等实业领域带来恶性影响，决定只对房地产、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筑公司这三种类型的企业进行限制，要求银行控制和减少向这三类企业贷款———因为这三种企业最大地享受了泡沫经济的好处。其结果是：先是股价下跌，接着是房地产价格下跌。由于所持资产的价格忽然暴跌，个人消费和企业的设备投资也急剧降温———整个1990年代，由于泡沫经济崩溃，日本全国约有2000万亿日元的资产消失了。1989年泡沫经济的高峰时期，整个日本的地价总额约有2100万亿日元，1998年减少到1400万亿日元，损失了将近35%。至于股票，1989年900万亿日元的市价总值到1998年减少到了300万亿日元，损失了65%。

　　以银行为首的金融机构也被卷入了泡沫经济。假如当时银行接受100亿日元的股票做抵押，同时，向客户发放70亿日元的贷款，那么现在将有50%的贷款不能收回，这样银行就很难继续经营下去了。由于泡沫经济的破裂，产生了庞大的不良债权。1990年代，为了处理这些不良资产而导致经济停滞不前的10年，被日本称为“失去的十年”。

　　日本如何处理不良资产

　　记者：当时日本采取了什么措施来解决不良债权的问题？能不能举些具体的例子？

　　杉野：处理不良资产需要资金。首先是银行用自己的每年赢利、坏账准备金、甚至股票资本利得等来填补部分坏账。但由于股价不断下跌，银行资本利得一下子减少很多，连经营相当稳固的大银行也相继发生账外损失。

　　第二是开始严格管理不良债权。在那以前，日本对不良债权也没有清晰的定义，有些企业通过借新款还旧款，可以把经营不善的状况掩盖一段时间。后来，日本的银行开始借助标准普尔、穆迪等评级机构的评级，自己内部也开始评估企业的资质，严格审查企业的信誉、担保是否足够等；对于经营不善的企业要求它们提供每天的现金流量表。

　　第三是把不良债权卖掉或者证券化。让不良债权流动起来有两种做法，一种是设立特殊目的公司，一种是通过信托来处理。现在中国还不允许设立特别目的公司，只能通过信托的方式来处理。

　　当银行通过发行次级债券或优先股还不能筹集足够的资金时，就会向政府求援，日本金融当局最后采用了由政府注入公共资金的方法来填补银行资本。

　　记者：中国在今年也曾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给两家大型国有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日本在给银行注资方面感觉效果好吗？

　　杉野：注资是有条件的。2002年秋天，日本政府推出了“金融再生计划”，命令各大银行，特别是接受了政府公共资金的银行必须尽快处理不良债权。这个计划的主要意思是，为了恢复社会各界对日本金融体系和金融行政的信赖，必须首先解决银行的不良债权问题。更具体一点，就是到2005年3月，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必须减少到现在的一半。

　　记者：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年10月初的消息，日本大型银行的不良资产占信贷总额的比例已经降到了4%，三菱东京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提前半年实现了不良资产减半的目标。这是怎么做到的？

　　杉野：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措施。通常金融机构会将自有资金、外界借入的资金合并起来，充当资本金，逐步注销不良债权，同时防止新的不良债权的产生。除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努力，跟日本经济复苏、股价回升也有关系。另外，为了建立更加坚固的金融体系支持政府改革，政府在严格检查银行的资产、充实主要银行的自有资金、改善银行经营状况等方面都制定了强化方针。这成了日本加速不良资产处理的关键。

　　主干事银行制度的利弊

　　记者：日本财政省银行局前局长西村吉正博士认为，过去产生的不良债权(A型)，已经大部分得到处理了，但是，由于通货紧缩的影响造成新生不良债权(B型)，一直还在困扰日本。这引起了中国银行界的高度重视，因为中国自从将一大批不良债权剥离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后，近年来，国有银行又产生了一批新的不良资产。怎么理解不良资产A型、B型的差别？

　　杉野：就我们业界的理解，A型是指企业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不良债权，好比一个年轻人摔了跟头，骨折了，可以医治，很快就会康复；B型是指企业自身运营状况不好而形成的不良债权，比如不再生产的水泥厂等，好比老人的糖尿病，很难医治。日本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生活水平高，工资水平也高。所以B型的不良债权一旦产生，会相当棘手。

　　西村博士的发言主旨是日本1990年代后半期的不良债权问题与中国国有企业的不良债权问题同属一个课题。对于借款企业来说，收益性和发展性才是根本问题，仅仅处理好以往留下的不良债权并不能解决企业生存问题。而企业只要存在，就难免会发生新的不良债权，因此对于产业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的中国，银行有义务对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进行帮助，引导他们走上新生的道路。

　　日本至今仍保留着“主干事银行”制度，也就是银行在企业经营方面介入比较深的传统。一般大的企业会跟若干个银行有业务来往，但通常是请其中给予贷款额最多的一家做“主干事银行”。主干事银行有时会找五十来岁的资深干部去目标企业做财务总监或副总，万一企业经营不好的话，会请主干事银行提供大力支持。在产生不良债权时，主干事银行通常要承受更多的损失，比如当企业运营困难，要求所有借款银行放弃30%的债权时，会要求主干事银行放弃40%的债权，其他银行则放弃25%的债权，平均起来30%。

　　主干事银行制度只是惯例，不是法定义务。其好处是能在危难时期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避免破产而形成更庞大的不良债权；弊端则是处理起来常常不果断，最后往往形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大包袱。

　　中国国有企业的不良债权，有些属于利用体制因素拖累银行；有些则属于国家政策不当造成历史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日本对中国有参考价值的解决方法，还包括伴随经济发展形成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处理不良债权的特效药，有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它可以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榨取广大平民的财富。

　　举例来说，1960年代时，300亿日元的坏账是令人瞠目的数额，但到1980年代，已经不算大的坏账了。通货膨胀是解决银行不良债权的真正良方，它是偷偷地剥削老百姓的储蓄补贴银行损失、而老百姓又不太容易觉察到的方法——因为老百姓的工资还在上涨。日本和中国的不同在于，日本经济已经是发展到高位，很难通货膨胀，而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不需要主动推动，只要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由消费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将自动帮助解决一些历史问题。现在有点令人担心的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比如近来中国的原材料上涨等。

　　不要轻易判企业死刑

　　记者：你刚才提到中国还不允许设立特别目的公司来处理不良债权，只能通过信托来处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处理不良债权的手段还比较单一？怎么评价中国的银行业把不良债权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的现状？你个人有什么建议？

　　杉野：在中国，信托和银行、证券、保险并列成为金融的四大支柱，利用信托最大的优点就是方便，既可以把许多分散的资金集中成一个大的基金，也可以把一个债权分割成100份、1000份的小额受益权。资产管理公司在变卖资产的时候，如果需要小额化，信托将是非常便利的一种方式。

　　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和民间企业可以同心协力，成立重组型的不良债权处理公司。在日本，说到“果断地处理不良债权”，许多人考虑的都是如何让公司快点破产清算。实际上，根据银行职员的经验，即使现在业绩很差的公司，也是一个凝聚了各种经验和技术的有机整体，重新成立这样一个公司需要很大成本。因此，考虑让企业复活再卖掉，应优先于考虑直接卖掉或破产清算。

　　第二，伴随着金融政策的改变，任何国家的银行都会从扩大贷款转变成控制贷款。但如果政府为了纠正个别企业的错误，而对整个行业都进行限制，那么这种“一刀切”做法的结果，只能使原本健康的企业也因受到政策影响而变成亏损。

　　第三，像中国这样变化剧烈的国家，产业的兴旺和衰败实在很难预料，有时虽然知道风险很高，但是政策上非实行贷款不可的情况也有。重要的是必须严格区分这种风险到底是贷款风险，还是投资风险，然后制定相应的内部管理政策。

　　第四，贷款是带有一定的风险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凭借过去的数据推算出坏账的概率。并且，如果每笔贷款的金额基本相同的话，就可以利用数学的概率与分散理论，设定包含风险系数的利率，这样就可以确保稳定的收益。